中国古老的宗法家族血缘关系——内圣外王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的原创儒家。

从春秋孔子时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年历史。春秋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原发创造时期，也就是亚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在各国都有这样的轴心文化原创时代。当时处于周代“礼崩乐坏”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孔子提出“克已护复礼”，即恢复西周的封建礼制。孔子对西周礼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礼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仁学体系。孔子的原创儒学根植于中国古老传统的宗法家族血缘关系，从黄帝前后时代到孔子时代将近两千年一直延续的血缘关系，缘于自然之道开拓出先秦的人文礼制的道德法则，就是“仁”的体系。并将伦理道德与政治秩序有机结合，这样就建立了儒家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内圣外王。 “仁”和“礼”就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儒家经典《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理论就是对内圣外王的阐述。内圣就是仁学体系，外王就是礼法体系。这是儒家的伦理政治的社会最高理想。

到战国时代，孟子又进一步又发展出了所谓的人性的四个善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强调心性----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进一步提出了“仁政”这个理念，也就近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内圣外王伦理政治的理想。这是孟子的主要贡献。到了战国后期，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主张人性恶，与孟子相反，主张用后天的道德修行来抑制人的恶性，即本性。另一方面主张用礼制法制来惩罚人的恶行。所以说荀子的礼法思想重点在外王，强调礼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为战国后期法家学派的崛起作了思想铺垫。

第二阶段：两汉时期的政治儒家

两汉时朝为什么会产生政治儒家，一个历史背景就是秦帝国二世而亡。秦帝国虽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但很短命。汉初几十年，政治精英和思想文化精英都在思考长治久安的问题。当时儒家的知识分子很活跃儒学根植，特别是到汉武帝时期前后。儒家主张帝国大一统，强调封建君臣礼制，正好符合了汉帝国的需要儒学根植，因而儒家在汉初众多的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也是历史的客观原因。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董仲舒、公孙弘等。

董仲舒是儒经博士，主要以儒家为基础，《春秋·公羊》为经典，杂揉了阴阳五行，还有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创立了一套符合大一统、中央皇权统治需要的政治儒学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里包含了天人合一、天谴论、阴阳学 、 天道永恒、 “三纲五常” 等哲学和政治思想，这种重新包装过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形态具有为汉帝国服务的神圣化、纲常化、制度化，历来被描绘成永恒的帝国统治思想。汉帝国还设了五经博士，将《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作为帝国的最高经典。汉学为什么叫经学，就是推崇了五部经典。汉帝国表面上独尊儒术，实际上兼采各家，特别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形成内法外儒、王霸杂用的格局（儒家王道，法家霸道）。这种政治格局为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打下了思想理论统治基础。所以说汉代儒家与先秦儒家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是重新包装了，打着儒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旗号，实际上是采用了儒家、法家等多家的思想理论。

第三阶段：魏晋时期的儒道论争的玄学儒家

先秦诸子百家经过了几百年的论证，实际上在汉帝国是各就各位，从政治体系来说儒家、法家、阴阳家，道家、墨家 ，还有其他各家，都是各就各位， 这个政治构架是一个多元复合的结构，是一个绿色的构架。与两千多年前的世界各大文明相比，一个生态的政治体系，红花与绿叶就是一个名份，各归其位。

但是两汉四百年儒学的历程，到了汉末由于政治的腐败纷争，经学繁琐庸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以老庄学说注释、理解儒家经典的风潮，这就是当时风行的玄学。玄学从内容上会通儒道，旁及名法诸家学说，采取思辨哲学的形式和方法，探讨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以及自然与名教等哲学范畴，但基本学术内容是名教与自然的辩论。通过论争宇宙万物的本体、人生的意义，为当时的政治伦理寻找哲学根源。

玄学当时号称“三玄”（老玄、庄玄、易玄，还有佛玄）。当时的玄学家不拘名教礼法，任情自然，率性而为，表达出旷达、狂放的性格言行。魏晋玄学经历了正始玄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竹林玄学，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晋元康、永康玄学，以郭象等为代表，主张名教即自然。

有一个不同的看法，魏晋时期。任何一件事，都是有原因和有结果的。两汉时期是一个很理想的时期，这个理想，其实只存在于历代人心和文人的思想期望里面。现实中间，理想是很骨感的。理想时期是很短暂的，当然也有两面性，比如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不断征伐。为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还有之后在汉代后期奸臣的出现，我们在《汉书》的后半部，可以看到有大量篇幅在讲奸臣，就是一个证明。到了东汉时期，光武总结了西汉时期的一些执政缺失，早期还相对好一些，但是到了后期，桓帝、灵帝时期，十常侍乱政，争权夺利，国祚不稳、天命无依。我觉得这时候发生的曹氏父子，篡汉的事情，对整个民族的政治和社会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士人对政治信仰的维护、和现实对此表现出来的质疑和动摇作用。所以，我几年来一直想就曹丕篡汉对我们汉民族的社会信仰产生的威胁，深入讨论一下。曹丕篡汉以后，全国上下的士子和文人，在思想信仰上不认可曹魏以及之后的各家政权，也有因此对现实发展方向感到迷茫和失落者，譬如阮籍，“穷途之哭”的典故。由于，当政的势力很大，所以文人和士子们的失落和无所适从，而只能表现在对当局采取不合作态度和消极的对抗情绪。以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例，可以证明。

到了魏晋后期，也有像陶渊明这样，把世事变幻看的很开的人，他们逐渐把社会信仰的凋敝，上升到哲学发展历程的高度来看，从而把当下的变迁看成是发展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探寻过程，这一点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此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也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如果我们把两汉看成是大政府主义的具体展现，那么魏晋时期，就是一个大社会主义的具体展现。正因为有了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和氛围，所以在魏晋时期中国的艺术、玄学哲学、科技、书法绘画等等都产生和得到了质的跨越，或者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