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达成共识：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

自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更是为历朝历代所尊崇。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的社会政治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唐王朝初期的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父子就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并在学习运用的过程中，接连抬升了孔子的地位。

一、李渊重视儒学，孔子“配享”于周公。

李唐王朝的建立者唐高祖李渊，出身于世代以武建功的关陇贵族，对于儒学原是不怎么熟悉的。但是，在晋阳起兵后的艰难繁重的创业岁月里，李渊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逐渐领悟到了儒家思想对君临天下、管控国家的积极作用。

这样，李渊就与儒家学说结下了不解之缘。李唐王朝建立以后，当唐高祖李渊思考着如何确立一个“思想路线”时，不可避免地偏向了儒家思想。

于是，在武德二年，唐高祖李渊诏令国子学分别为周公、孔子修建了一所庙宇，并按四时进行祭祀、供奉。与此同时，李渊还命人寻访周公、孔子的后代，予以抚慰、安置。

武德七年，唐高祖李渊把周公树立为“先圣”，同时给予孔子“配享”的待遇。武德九年，唐高祖李渊诏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

在唐高祖李渊的高度重视、大力提倡下，唐王朝初期，朝野上下学习儒学的氛围越来越浓厚，秦王李世民自然也深受影响，对儒家学说颇为关注。

二、李世民与朝臣达成共识：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

1、自我的学习悟解。向来酷爱弓马骑射、喜读兵书的李世民，原本对儒家经典几乎不曾涉猎、研读，更谈不上体会应用。可是，随着李氏大业的发展需要，加之僚属们的影响，李世民也在战乱年代体会到了儒家的思想理论在统御军队、管理使用人才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是，李世民也在戎马倥偬之际，利用闲暇研读儒家经典。

久而久之，李世民初步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让世人知上下，明贵贱，懂礼仪；要想改善社会环境、改良风俗习惯，必须借助儒家思想。胸怀大志的李世民，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越深，对孔子、孟子等先儒也就更加推崇和敬仰。

唐太宗李世民承继大统之后，面对战乱后萧条衰败、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经济现状，就欲从儒家学说中寻求恢复发展乃至振兴之道。为此，李世民经常与大臣们谈论儒学儒学地位变化，赏析其中蕴含的治世哲理，并努力践行于百废待兴的李唐王朝。

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李世民对大臣们说，“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他还形象地说，儒家思想就像是飞鸟的翅膀、鱼儿赖依活命的水源，如果飞鸟失去了翅膀就不能够飞翔，鱼儿离开了水源，也就不能够存活。那么，大唐王朝离开了儒家思想的指导，也就难以有令人满意的发展。

而且，李世民还认为，孔子的思想，在战乱年代难以行得通；商鞅的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在和平时期也算不上好的治国之道。既然两者各有所侧重，有着一定的差别，甚至对立，那么对这两种思想就不能一概而论。

由此可见儒学地位变化，这时的唐太宗李世民已经认识到，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那种贬低古道、崇尚严法的思想过于残虐，不是王者仁政之道。而且，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很有些对立之处，不能同时用来教化万民。

2、朝臣的谏言劝解。在李世民自省自悟的同时，魏徵等人也进一步向李世民解释商鞅、韩非他们的那一套，解决当时的一些问题，一时间急用或许有成效；但若着眼于长治久安，通用于各个时期，就不太合适了。

谏议大夫王珪也曾经对李世民说，汉朝时的宰相们，都精通一种或多种经学。当国家遇到了需要解决的政务时，他们都能引经据典地予以处置。但是，大汉后的一些朝代，偏重于以武治国，不能充分地重视、发挥儒家思想的作用。甚至“参以法律”，导致“儒行既亏，淳风大坏。”李世民听后，深以为然。

这样一来，大唐王朝贞观时期的君臣，达成了治理天下就应该运用儒家思想的共识。

3、达成共识的原因。贞观时期的君臣，之所以如此重视儒学，是因为他们都清楚儒家思想自有它的妙用。

《旧唐书儒学传》中这样说：

“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矣。”

这一认识，充分揭示了统治者尊崇儒家思想的根本目的，那就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保障封建皇权，用外表看来比较柔和的方式进行封建统治。

三、李世民立孔子为“先圣”，光大儒学。

在这种执政思想的指导下，李世民开始进一步抬升孔子的社会地位，光大儒学。

贞观二年，李世民专门在国学设置了孔子庙堂，而且不再以周公为“先圣”，改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子为“先师”。

国学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增建房舍四百多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也都增加了生员数额。而且，唐太宗李世民还亲自多次到国学了解办学情况。曾让祭酒、司业、博士等人讲解儒学，然后根据他们讲解的情况，都给予了赏赐。

李世民对儒学的高度重视，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上下学习儒学的积极性，导致“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甚至影响到了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地区，他们也都安派遣子弟前来学习。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诏令全国各州、县立孔子庙。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下诏尊孔子为“宣父”，并在兖州为孔子修建了庙宇，而且调拨了二十户人家专门服务、供养孔子的庙宇。

这样一来，唐太宗李世民的尊孔崇儒、光大儒学的行为，远远地超过了唐高祖李渊，把孔子的社会政治地位提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主要参考文献：《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