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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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

说起儒家思想，我们通常将孔、孟并称，事实上，孟子比孔子晚了近两百年。作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孟子主要继承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和关于礼的看法。他为了推行这些主张，勇于面对无数艰难险阻，真正做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春秋时代，虽然诸侯之间相互攻讦，封国之间相互兼并，但西周的封建秩序和礼仪规范，影响力依旧存在。因此，孔子相信，只要克服春秋时代的种种变数，仁和礼的伦理观念，就依然能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而到了战国时代，封建体系的崩塌之势已经无可挽回，国君们把传统的伦理规范视为过时的、失效的方法，要么轻蔑，要么忽视。他们真正追求的，是增强国力，扩张领土，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能够迅速发挥现实作用的主张。比如，纵横家提出的处理国家关系的方法，兵家提出的训练军队、排兵布阵之法，法家提出的管制人民、集中权力之法，等等。

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孟子要用仁义道德、人伦规范说服国君，难度就变得更大了。因此，他必须改变自己讲道理的方式，也必须为儒家思想增加新的内涵，让儒家思想能够适应时代，发挥效用。

那么，孟子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在表达观点时，孟子并没有娓娓道来，而是打破儒家常规的思路，采用了雄辩说理的方式，以严密的逻辑和出其不意的角度取胜。他思维敏捷，生猛强悍，面对国君时，态度强硬，不惧权威，是个言语和信念上的斗士。

孟子的努力，让儒家思想重新焕发光彩，成为可以和其他诸子百家并立、一起辩论的一个流派。因此，在《孟子》这本书中，不仅记录了孟子说过什么，还将孟子怎么说、对谁说、在什么情况下说，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孟子》的第一篇《梁惠王》中，就记录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雄辩故事。孟子四处游历，觐见国君。44岁那年，孟子到了梁惠王面前，梁惠王很尊敬他，先开口跟他寒暄，询问他的主张是否能给国家带来利益。

梁惠王广泛接受游士意见，目的是为了找到指导国政的良方，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但他没想到，这个寻常提问，竟然引来了孟子不留情面的否定。孟子说：“王干吗要提利益呢？难道你不知道比利益更重要的仁和义吗？”

接着，孟子滔滔不绝地展开了论述，比如：一个国家中，从国君到百姓，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什么是对的、正当的，那就必然会导致利益的冲突与争夺，这样一来，国君的位置无法长久，国家也会遭遇危机。

然后，孟子告诉梁惠王，国君想求利，最应该做的，是赶紧停止强调利、追求利，转而提倡仁义。在一个相信普遍仁义的国家，国君的统治能够长久，能获得的利益也最大。

在这里，孟子展现了复杂的雄辩思维，他虽然一开始就否决了梁惠王言语中提到的“利”，但实际上，他的话也是告诉梁惠王，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好处。

孟子之所以告诉梁惠王，践行仁义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对的，还是因为，它符合了梁惠王最本质的“求利”愿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还创造了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让它具备更普遍的实用性。

孟子相信，即使是在诸侯割据、战乱频仍的动荡局面中，儒家思想依旧能够发挥作用，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依旧是最好用、最有用的。

如何“王天下”

孟子见齐宣王时，被问到一个问题：国君如何才能做到统一天下。这是战国时期很多国君都想追求的目标，也就是“王天下”。

孟子给出的回答很简单：借由保护人民来统一天下，就一定没有任何阻碍。并且，他相信齐宣王也能够做到，这是因为，齐宣王具有“仁心”，这是统一天下的重要条件。

那么，孟子为什么会对齐宣王有这样的看法呢？这是因为在孟子到齐国之后，听说了有关齐宣王一个“以羊换牛”事迹，他就以这件事展开论辩。

当时，齐宣王坐在堂上，臣子牵着要送去祭祀的牛路过，齐宣王见那头牛被吓得瑟瑟发抖，便动了恻隐之心，想要保住牛的性命，而又因为不能废除祭祀之礼，就提出用羊代替牛来祭祀。

听说这件事的齐国百姓，都认为齐宣王是因为小气，舍不得用更贵的牛来祭祀。但孟子不这样认为，他肯定齐宣王的行为，并说：“你有这样对牛的心意，就足以称王于天下了。”

孟子进一步解释道，齐宣王行动的出发点，是对牛的同情和不忍。他之所以提出“以牛换羊”，是因为看到了牛的恐惧，而没有看到羊。这虽然容易引起误解，却是仁心的正常反应。

君子具备仁心，即使是见到动物活着的模样，都不忍看到它被杀。这是一种对他者痛苦感同身受的基本能力，也是成为一个优秀统治者的重要特质。

因此，孟子指出，齐宣王只要认知、珍惜自己这份对牛的同情心，拿来作为当国君施政的基础，适当推扩这份仁心，那就不仅能成为好国君，还能“统御天下”。

孟子的政治思想在诸子百家中提倡仁政的事，是建立在人的同情心、同理心之上的。它能够创造的不是君王的权利，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让人民安心自在的生活环境。这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追求。

孟子对人性的信心

然而，面对时常受挫的现实，孟子并没有因此低落消沉，相反，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无论是对自己的理念，还是对人的力量，他都抱有莫大的信心。

在讲述为君之道时，孟子时常提到贤君尧和舜，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为我们后世之人和尧舜之间，具有最普遍的共通性，那就是“性善”。

相信国君能够施行仁政，基于这样的理念；相信广大普通百姓能成为道德品行高尚的人，也是源自这样的理念。

孟子认为，“善”是人心共同的愿望。我们喜欢美好的事物，期待美好的感情，这就是性善的证明。我们天生就知道该如何遵守礼节、如何与人好好相处、如何在世界上找到对的位置。只要我们遵从本性，就能成为好人，也能创造一个善的社会。

那么，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在孟子的人性观中，个体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孟子是个积极乐观的人，重视生活的秩序，因此，他反对消极态度和自暴自弃。他相信，无论我们是犯下了错误，还是走错了道路，只要想回头改正在诸子百家中提倡仁政的事，就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就此一错再错，在歧路上一去不返，是一种自我放弃。不管个人或社会，如果持有这样的信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孟子是个深度参与现实的人，他对战国之际的混乱时局有清晰的感知，也因此不得不灵活变通，权衡利弊，寻求各种可能性。他是个反对教条的人，因此在面对不同的情况时，他也能够具备多元的视角，根据具体情况提出论述，而不是将思想简化为几个抽象的原理。在《孟子》一书中，这些特点都是很明显的。

在历史上，孟子被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至圣”孔子。然而和孔子一样，孟子周游列国，讲述仁政、王道，却并没有真正得到任何一位国君的信任。在这一点上，孟子与孔子一样，具有相同的悲剧色彩。

在孟子的一生中，他做到了百折不挠、尽心尽力，也因此可以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然而，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孟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所推崇的人性力量，即使在千载之后，也闪耀着理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