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是否受时代治乱的影响？

文学创作是否受时代治乱的影响？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学与时代环境的关系。

《论语》中有：“《诗》，可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观”，郑玄释义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释为“考见得失”，不论怎样，都是在传达“诗可以使读诗者认识风俗的兴衰与政治的得失”的意思。

也就是说，孔子已经点出：文学创作是反映现实的。

再后来，《孟子·万章下》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诗与文学，必须要了解作者其人，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

即孟子认为大环境对文学创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汉代《诗大序》中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道德、风俗等对音乐与诗歌的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时代环境不同中华文学文化兴衰发展史，治乱状况不一，这些都能够在艺术创作中得到体现。

魏晋时期，艺术随时代演变的规律逐渐明晰。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时序》中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总结概括了文学风格是会随时代而变化的。

在吸取前人理论经验的基础上，刘勰举例论述了他的观点：

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在唐尧时代，恩德教化普及的大环境下，流行的是一些轻松愉悦的歌曲。虞舜时期，政治昌明，百姓安闲。舜写了《南风诗》，群臣也和他同唱了《卿云歌》。因为人们内心快乐，所以歌声也是安泰的；

到了禹的时代，他完成九项政事，因而有诗歌颂其功绩，商汤圣明恭谨，同样不乏颂扬之诗；

周文王德政盛行，那时《周南》中的诗篇，体现了出作者“勤而不怨”的思想；周太王教化很淳厚，所以《邠风》里的诗歌表现的是作者快乐却不过分的心情；

在政治昏暗的周幽王、周厉王时代，则产生了《板》《荡》这样充满愤怒之情的歌曲；随着周平时期政治日趋衰微中华文学文化兴衰发展史，则出现《泰离》这样满含忧伤悲哀的作品。

歌谣的创作，是和时代一起演变的；时代像风一样在上边刮着，文学就像波浪一样在下边跟着飘摇。

文学作品的风格与时代治乱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社会时代，必然引发不同的艺术创作，正如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虽然承认时代治乱对文学风格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无论是治世之音、乱世之音或是亡国之音，它们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上，他们有各自存在的价值。

由于时代的转变，政治、风俗等也随之变化，而文学真实地反映不断变化着的时代风貌。乱世文学，有着倔强的生命力。

在社会动乱、政权高压，甚至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时，艺术创作不但不会消沉，反而会冲破种种禁锢，更加自由地发挥。必然引发艺术的兴盛，也即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在乱世，“爱国文学”比较发达。

南宋时期，政治昏暗、国力衰微、山河破碎，因此涌现出众多爱国诗词，这些作品充满了豪情壮志与坚贞不屈。

有如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样的壮怀激烈；

也有像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般的深沉的悲愤；

还有如文天样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瓜照汗青”、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倾落北风中”一样的气节。

无不具有慷慨激昂、刚健豪迈的气势，读之每每让人感动。

乱世也会催生出“隐逸文学”。

比如元代，少数民族掌握国家政权，颠覆了汉族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严酷的等级制度、科举的废除，文人看不到实现自我的希望，于是转向关照自我，追求隐逸是文人自我平衡的一种体现。

不少文人真正地醉情于山水之中，“藉山水而泄其幽忧之愤”，以黄公望、王蒙、倪靖和吴镇等为代表的文人画家，归隐山林，在此心态下创的作将文人山水画推向新高度。

还有一些人则是“大隐隐于市”，他们作为下层民众中的一员，创作着有生活气息的杂剧以糊口、让自己快乐。以关汉卿、郑光祖、白朴、王实甫等为代表的元杂剧作家，身处于社会最底层，亲眼目睹过蛮横污浊的现实，甚至说对下层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他们将人间百态书写出来，揭露社会丑恶及残暴统治、赞扬人间正义与果敢抗争精神、追求美好婚姻爱情的追求、憧憬幸福生活理想。

文人画家和剧作家，在价值观念、处世方式以及艺术追求等方面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他们却有一致的的价值指向：他们的创作都是对现实社会的批评和否定。书画家用高蹈飘逸的艺术风格表现出对丑恶现实的背离，剧作家们则是采用一种酣畅淋漓的批判精神，《窦娥冤》《救风尘》《倩女离魂》《墙头马上》《西厢记》等剧作，无不体现着文人剧作家对现实的反抗。

前者雅，后者俗。虽然这两种艺术形式的风格呈现出雅俗两级，却也是时代性格赋予的创作者的。

也就是说，即便像这样雅俗两级并行发展，也是与特定的时代治乱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学风格与特定历史时代背景关系相当暧昧，时代治化不可避免地对艺术创作及风格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实事求是地说，时代治乱并不能作为考察分析文学作品风格形成的唯一参考。文学风格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地理环境等因素同样对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总之，无论是治世、乱世还是亡国之时，文艺作品始终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重要反映方式。时代治乱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但它并不是影响艺术风格特色的唯一的外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