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我们民族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日

节日与文化

作者 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1903年－2002年)

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我们民族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日春节唤醒了我这老人对少时岁朝情景的美好回忆，也使我饶有兴致地提笔来写述点有关节日与文化的文字。

关于“文化”这个词儿的意义，真有枚举不尽的说法。但我现在没有必要去举述它——那是文化学学者或专心探索这类问题的著作者的任务。我只想简要地说，文化是人们在对付自然、经营生活过程中适应各种需要而创造和继承下来的业绩（或者这种业绩的总括）。动物虽然经营着他们的生活，但是，没有像人类那样的劳动和语言（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他们不可能像人们即使是原始的人们那样创造和继承着各种必要的文化。这里所谓的文化，不限于那些高层次的科学、哲学、技术或发达了的政治、经济等组织。像人们“不可须臾离也”的衣、食、住等基本文化事项，都包括在内。民间流行的节日，是各民族所同具的、必然要有的文化。因为它是适应着人们的不可缺少或代替的需要而产生和传承下来的。它是人群的生活节奏和表情，是他们的精神呼吸和食粮。世界上许多民族（包括部族、民族等），彼此文野程度虽然有差别或者很大的差别，但是，很少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那怕是很简单的）节日的，那原因就在这里吧。

1948年 钟敬文先生与曹禺（右一）、张瑞芳（右二）、郑振铎（左二）及郑振铎的女儿摄于香港

我们汉族，历史很长，开化较早，人口众多。近代以前，长期的农业社会，产生和继承、发展了许多节日。现在只要打开古代《岁时广记》一类的文献看看，就会使你感到惊异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节日？是古人闲着无事干，或者他们物力精力过剩，所以要来弄弄这种“四时八节”么？不是的。尽管过去有些节日，现在我们看来是无谓、可笑乃至于可厌的，但在被创造乃至被继承的当时，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和相应条件。在过去节日及其活动中，有些是有一定现实意义和作用的（如端午的洒雄黄酒、六月六的晒衣物及年终的掸尘等），有些却只是满足生活、心理的要求的（如新年的家人团聚、亲友来往以及追傩、钉桃符等）。后者往往带着幻想和迷信的色彩。这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付实际事物的能力还很有限，认识事物的知识又比较低下，因此，为了满足需要，不能不借助于巫术及宗教信仰、仪式。这就必然要使这种文化带有消极的因素，它标志着人类和民族文化的原始的或近原始的阶段。

但是，人民文化具有一种自然调节、改进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实际活动能力和心理智能也不断变化。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包括节日活动在内）中的不合理的、过时的部分，往往不自觉地或半自觉地加以改动，使之合理化（或比较合理化），使之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例如本来是一种禳灾法术的放纸鸢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大人或儿童的文娱活动。又如，本来是江滨人民驱除瘟神等的宗教行事——送瘟船，后来却被联系到楚国忠臣的沉江故事使它具有历史的和伦理的意义。这种事实，不仅说明了民间文化的进步性，也增强了文化进化理论的可靠性。

2000年春 钟敬文先生与教研室师生游玉渊潭公园时合影

民间节日，作为一种文化事象，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它的复合性。例如端午节，它既有划龙舟、吃粽子等活动，又有饮雄黄酒、插艾蒿、挂蒲剑、贴钟馗图民俗杂占，小孩带香囊和穿老虎腰肚，以及出嫁了的女儿回娘家、邻居互送节物等活动。至于那一年之首的春节，活动事项就更加繁多了。宋人陈元靓编纂的《岁时广记》，“元旦”这部分的资料（包括活动和故事），就占了三卷。18世纪中叶文人学者所写作的新年民俗诗集《武林新年杂咏》里，关于艺术、技艺一类事项的题目就有40多个。这些表明民间的许多节日，是包括着社会的多种活动事项在内的。从社会文化的门类说，它包括着经济、宗教、伦理、艺术、技艺等活动。它是许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览会和艺术节。

由于上述这种特点，民间节日的功能必然也是多方面的，关于人际的团结，社会规范的保持，技能的表现，医药的运用，以及对各种心理的慰藉……总之，民间节日，在过去，尽着各种社会的功能，是民族文化的综合应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以旧文化、旧生活模式一笔抹煞它。

钟敬文先生旧影

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许多社会礼制和观念都起着新的变化。我们的风俗、习尚（包括节日）也不能安于旧态。解放后民俗杂占，我们已经采用了一些新节日，如青年节、劳动节、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还有些地方把重九改为老人节）。但同时有些传统节日仍在普遍或局部沿用。如春节、清明、中秋节等。不过由于现实生活有较大的变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不能不作相应的修改，如传统新年改为春节，并加入新的内容（慰问军烈属）；清明节主要作为纪念革命烈士的节日等，这样做，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些有长远历史的古老节日，在新社会中就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我以为传统节日行事中，还有些是颇有意义或情趣的，像上文所提到的晒衣物、掸尘等，符合于新原理和新社会要求，此外，如清明踏青、踢毽子，重阳登高（南方并放纸鸯），甚至如七夕的女儿月下穿针、中秋的玩兔儿爷等，虽没有显著的社会或科学意义，但作为民族的传统生活情趣，以某种适当形式给以保留，也是可以考虑的吧？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来的耶稣圣诞节，一般虽然已废弃，但仍然举行枞树节，除装置枞树灯彩外，还扮演类似圣诞老人的“严寒爷爷”（民间童话中的人物，表演时形象和职能都如圣诞老人）。这种现象，决不是仅仅以“习惯势力”作用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1988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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