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人民在节庆期间击打的铜鼓世代相传，年份久远，鼓声却依然动听沉稳。资料图片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和贵州等省区。2005年壮族人口超1700万人，大多居住在广西。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根本的是在于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志。
自主发展时期壮族先民的文化形态及特点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显示出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特征，使自身的发展充满了生机活力。
（一）形成独立体系的壮民族语言文化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活载体；既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明显和最常用的标志之一。壮族的文化特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当中。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但语音、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根据考古发现，在华南珠江流域商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不少刻划文字符号，说明在自主发展时代，壮族先民就已经试图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和影响，壮族先民转向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仿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即古壮字或称“土俗字”“方块壮字”。
（二）形成以“那”（水田，即稻作）文化为中心的民族文化体系
壮族先民是我国最早创造稻作文化的民族之一，他们称水田为“那”，冠以“那”字的地名遍布珠江流域及整个东南亚地区。 “那”字地名蕴藏的稻作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生息于这一地区的人们共同体的鲜明标志和历史印记，故我们称之为“那文化”，形成了一个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及“那文化”体系。
（三）形成以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铜鼓产生、流行于我国西南和岭南地区,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份，以壮族聚居的广西出土和收藏的铜鼓特点突出。一是分布密集，大部分县有铜鼓出土。二是类型齐全，包括最早期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在内的中国八大类型铜鼓都有出土。三是藏量最大，全区馆藏铜鼓500多面，占全国收藏总数的1/3；民间收藏的铜鼓，登记在册的就有1400多面；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的大铜鼓，也在广西出土。四是工艺奇巧，它们用模型浇铸，鼓身鼓面镂刻船纹、水波纹、云雷纹、羽人纹等。六是历代延续，在《布洛陀经诗》中就有《铜源诗》，记述在氏族部落社会后期壮族先民怎样发现铜、冶炼铜并铸造铜鼓；《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时“于交趾得铜鼓”，并称为骆越铜鼓；《隋书·地理志》说“俚人并铸铜为大鼓……有鼓者号为都老”。壮族及其先民使用铜鼓的情况史载不绝，直到现在壮族民间仍在使用铜鼓，一些地方称其为“天之大铜鼓”，每年正月初一举行祭铜活动，对铜鼓顶礼膜拜。
（四）形成以花山崖壁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
先秦时期壮族先民西瓯、骆越的绘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用色彩（赫红色矿物颜料）绘制的崖壁画。在延绵200多公里的广西左江流域，有178处造型古朴、风格粗犷的崖壁画，形成规模宏大的江畔耀达“岜莱”（壮语，意为绘有花纹图像的山，译称“花山”）。其人像之众、物像之多、场面之大，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亦为罕见，充分体现了壮族先民杰出的艺术创造力。
（五）形成以《布洛陀》为代表的神话文化
布洛陀是源于壮族先民氏族部落社会的一个神话人物，可能是一位部落首领，由于他的历史贡献而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们把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加在他的身上，把他神化，使他成为一位壮族及其同源民族认同的创世神、始祖神和道德神。酷爱歌唱的壮族先民在神话、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基础上，以壮族民歌中最常见的五言排歌为基本形式，来传唱始祖布洛陀开天辟地、创造人类的丰功伟绩，形成了一部壮民族口传史诗。大约从明代起，这部口传史诗在口头传唱的同时，得以古壮字书写的形式保存下来，其中有部分变成壮族民间麽教的经文。
在布洛陀神话基础上孕育产生的长诗《布洛陀》，则是壮族的创世史诗，是史前时期壮族先民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远古壮族祖先生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原始宗教、原始意识乃至原始社会崩溃过程等丰富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部落的交往日益频繁，彼此交融形成了体系神话，如《特康射太阳》《布伯》《岑逊王》《莫一大王》等。以《布洛陀》为代表的这一自成系列的神话，是壮族原生态文化的经典和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它对研究壮族及其先民的氏族部落时代及后来发展历史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文化形态、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及道德规范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六）形成以“欢敢”（岩洞歌）和“欢娅圭”（蛙婆歌）为代表的歌谣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以好歌善唱而著称。春秋战国时期，瓯骆民族的歌谣就以独特的形式、韵律与风格而享有盛誉。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的《越人歌》，根据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翻译考证为壮族先民的歌。古越人“尚越声”，作为骆越后裔的壮族，承传了这种歌唱风习。这从现存的两种古老歌唱形式可窥见其面貌之一斑。一是“欢敢”。“欢”即山歌，“敢”为岩洞，“欢敢”的意为岩洞歌。如在右江河谷田东县的仰岩和田阳县的敢壮，自古以来每年都举行有数以万计群众参加的岩洞歌会活动，流传有著名的壮族传统长篇排歌《欢敢》和《欢嘹》。“欢娅圭”即“蛙婆歌”，为流传于红水河一带蚂节活动的勒脚歌体的仪式歌。蚂节实质上是氏族部落祭祀蛙图腾，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节日——一个部落或多个部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欢歌狂舞，这就给青年男女提供了择偶的机会。这种祭祀性的歌唱活动，后来发展成为以男女会唱为主体的“圩蓬”，意为欢乐的圩场，译称“歌圩”。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壮族及其先民文化的发展
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南来“与越杂处”，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文化碰撞互相交融、整合。
（一）岭南东道包括今粤西、桂东和桂北地区的越人自唐代以后逐渐融合于汉族，融合后保留了许多越文化的特征
这种融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促进融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的因素，从总体上说主要是中央王朝（含南越国）的民族政策和汉民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力。在民族政策方面，南越国实行的“赵佗变服”“和辑百越”，汉代的“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对推动汉越民族融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中原汉族儒家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并与越人文化相结合，有力地促进了越人社会的发展和越汉民族的融合。历史证明，文化熏陶、自然同化、先进文化的影响，是促进民族融合的最根本因素。融合后的汉人，保留了许多越文化的特征，以语言为例，粤西和桂东地区广泛使用的粤语，就吸收了古代汉语和古代越语的词汇、语法结构。据专家研究，百越语词在现代粤语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0%，且多数是动词和形容词，通常作为“核心词”与其他语词组合成各种不同的结构。
（二）岭南西道包括今桂西南、桂西北、桂中南及滇东、黔南、粤西地区，这里的壮族及其先民形成了主体性与开放性、包容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特征
这一带地处边陲，山多险峻，交通不便，古来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较之东部迟缓，民族意识强固，与中央封建王朝的矛盾时有恶化，反抗中央王朝封建压迫的起义不断。这一带的壮族虽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即主体观念较强，但对汉族文化不仅表现出积极的开放、包容意识，而且有善于吸收、融化和自我创造的精神。
1.以氏族部落“都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延续。
壮族社会以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基本细胞，家庭之上有家族，家族之上有宗族民俗杂占，其村落结构由于迁徙而与家庭、宗族形成各种复杂关系。在壮族地区长期存在一种叫“都老”（头人、长老、大首领）或称“波板”（意为村寨之父即头人）的社会组织。“都老”“波板”是壮族村寨的实际管理者，享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
2.以民歌为主流和以歌圩为表征的文学艺术。
壮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其中以传统民歌尤为著称。从图腾歌谣、创世史诗，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从风俗歌谣、婚恋情歌民俗杂占，到生产时令和伦理道德等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民歌，世代传承，成为壮族传统文学的主流。它不仅成为壮族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且已成为其民族性的文化共同体的标志。而在这当中，又与一年一度的歌圩活动——壮族传统的歌节盛会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据研究，歌圩形成于唐代，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刘三姐是现实生活中歌才超群的歌师的化身，又是壮汉两种文化撞击的产物。唐宋时期不少著名的文人学士被贬谪到广西任职，他们积极传播汉族文化，对壮族民间歌谣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唐宋以后出现了类似汉族律诗的七言押脚韵体的壮族民歌，一些歌师既能唱壮歌又能唱汉语歌，将汉族的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移植成民族化的壮语长篇叙事诗等，在壮族民间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壮族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宝贵资源。正确处理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与发展繁荣的大事，要把壮族传统民俗文化推向现代化，必须弘扬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加以改造。在让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应注意保持其民族传统特色的东西，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传统民俗文化的真正意义，使其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作者系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声明：部分文章来自于网友投稿及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第一时间核实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