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河北儒学论坛——北学实学与儒学的经世致用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隆重举行

2016年11月19日，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指导，河北省儒教研究会、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地质大学、河北省社科院哲学所、河北省国学会及保定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河北儒学论坛——北学实学与儒学的经世致用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隆重举行。会议开幕式由河北省儒教研究会副会长高士涛主持，原省领导、河北省儒教研究会会长陈秀芳，保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宋文，河北大学副校长李小亭，至圣孔子基金会执行长陈泰旭，澳门孔子学会会长孙保平，保定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闫克军，保定古城香业集团董事长杨金庆等分别致辞。他们一致认为河北是儒学精神的重要传承地，这里孕育了荀子、董仲舒、孙奇逢、颜元等名贤巨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燕赵风骨，在新时期应积极承担起历史使命。应邀出席此次论坛的100多位专家和学者围绕“北学实学儒学的经世致用”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探讨和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儒学的内容：仁与孝

“仁”在儒学研究中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不得不谈的话题，它以血缘亲情之“孝悌”为根本，发展出“仁德”、“仁爱”、“仁政”等理念，体现了修己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

中国实学会名誉会长葛荣晋教授认为儒学资源丰富，其“仁”的理念不仅发端于亲亲之爱，更是遵循推己及人的逻辑理路惠及社会，缓解紧张的人际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葛教授重点强调了“仁”对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指出儒家精髓在“务实”，但并非意味着为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和利益而破坏自然生态，可见儒家“经世致用”的眼光极其长远。

河北大学程志华教授主张“仁”的核心含义和“本旨”是“爱人”，即尊重人和关怀人，其实现路径体现为“克己复礼”的忠恕之道。“仁”的内涵广博，“具有个体道德价值和社会伦理价值，凸显了人类自觉精神”。然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社会正义”的诉求来反观“仁”的理念，即以“义”充实“仁”河北儒学会，实现“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有机结合下的“仁”的“现代调节”。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所长傅永吉在“儒学的转型与复兴”中指出，儒学既有“爱他”、“治人”的一面，也有“自爱”、“修己”的一面，正如荀子所言“智者自知，仁者自爱。”《荀子·子道》他进一步解释，人本身具有源自于天的半神之性，其自知、自爱的主体性是儒家人文传统的重要体现，理应成为当今儒学复兴的一项重要内容。

另有部分学者对“仁”所包含的“孝”文化进行了解读，如白立强认为孝的功用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理论上，孝体现为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代际间的文化传承与接力；在经济上，孝倡导以合作方式构建劳动关系优化的格局，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人文上，孝所体现的人伦亲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推及全人类，其永恒价值不言而喻。

学者杜寒风主要对孟子的尊老敬老思想进行了研究，指出孟子将这一问题作为其“仁政”的重要内容，劝谏统治者要尽量满足老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且对于老者的尊敬应不限于本国，甚至是国家交战期间。唐明贵和郝金金对朱熹《小学》一书中孝亲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蕴含的养亲、爱亲和顺亲思想对我们今天做好家庭养老工作具有借鉴意义。李素菊则立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提出了积极养老的概念，倡导文化和社会组织要发挥积极作用，形成居家为主的养老模式。

二、儒学的价值

学者们对儒学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激励、引领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儒学可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实现其价值。同时，他们尤为强调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价值理念可以成为处理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指导。

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在贺信中提到儒家“外王”之道即经世致用之道，至明清时期发展为实学，受到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推崇。对于儒学的价值，汤院长总结为四点：在宗教领域，孔教是香港的六大宗教之一，而儒学则是其理论形态；在道德领域，儒学是一门教人安身立命、格物致知的学问；在政治领域，儒学提倡道统高于政统，并告诫君臣以礼相待；在经济领域，儒学主张义高于利和诚信经商，体现出一种长远而全面的战略眼光。

王征在“儒家‘修齐治平’理念的当代价值新论”一文中讲到：儒家的德政观首先要求通过尊德性与道学问两种修身路径，塑造出具有良好道德素质和担当精神的政治主体，随后这些社会精英在强烈责任感的激化下去光宗耀祖、治国安邦和齐平天下，这种精神对当前构筑“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大的助推作用。

宇文博老师指出当前中国陷入了理想破灭与信仰危机的漩涡，物质主义泛滥、邪教横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这就需要儒学发挥其教化人性、疏导心理与塑造信仰的作用，以及社会救助的功能，以促进个体身心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

周浩翔在“现代性批判与当代伦理重建—从‘理一分殊’看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一文中提到，传统儒学的价值理念可以谋求一种全球性的伦理共识，重塑人的德行尊严，消弭社会不正之风，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

学者雷铭有感于全球化进程中霸权主义与文明冲突带来的严峻挑战，认为传统儒学具有普世价值，体现在“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孝悌之道的基础定位、性善论为基础的至善之道、忠恕与中庸之道以及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这些思想对于解决当前各种矛盾和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也决定了儒学必须肩负起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刘丹忱老师从中西对比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指出华夷之辨实为文野之辨，并非是因血缘而产生的狭隘民族主义。同时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和朝贡国虽不是殖民关系，但也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平等对话有着天壤之别。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天下观较之西方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似乎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尽管如此，我们更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之处，实现现代性转换。

三、儒学的经世致用精神

李泽厚先生曾将“实用理性”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儒家就是在实用性和实践性方面最有发言权的一个学派，其“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及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早已把个体价值融入群体幸福之中，深刻体现了儒学的经世致用精神。

中央民族大学王文东教授在“经学的经世精神论”主题发言中提出经世致用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明道、致士、教化和劝上等，随后从“经世”的内涵、现代今文经学的取向及经世精神的传承与时代使命三个方面对主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学者董寅生着眼于我国所处的社会转型期背景，在儒学经世致用精神的启迪下提出了“新治安策”这一论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权合法性问题，认为国家不仅要选举真正的贤能之人，更为关键的是要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各种权利，如选举、罢免、监督等，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是中央与地方，集权与放权的问题，主张中央应适当给地方分权，向地方让利，使基层政权充分发挥其价值；三是三权平衡问题，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与制衡，有效推进自由、民主、公正和法治；四是第四种权力问题，即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三种权力运行的透明和公正；五是民族问题，强调中国素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历史传统，因此我们要对少数民族给予“经济上的特惠、文化上的包容、宗教上的尊重、法律上的保障和教育上的扶植。”

左金众认为中华民族历来“务实”，而君子又是这一性格的代表，他主要从整体上对《四书》中的君子形象进行了分类，包括“有位之君子”、“有德之君子”和“德位兼具之君子”，而君子“务本”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君子对家、国与天下事业的“思谋”与坚守，这为当前增强民族使命感树立了榜样形象。

四、河北儒学的代表人物

儒学之所以能经久不衰，除了得益于自身的理论品质，还必须有历代儒者的孜孜探索。而河北作为北方的文化重地，历来不乏名贤巨儒，他们所做的历史贡献理应得到世人的颂扬。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焦国成教授在闭幕式发言时对燕赵名儒荀子给予了很高评价河北儒学会，赞扬其是儒学正统，是真正将经世致用发挥到极致，进而平治天下之人。同时，他还建议河北可将荀子作为一个特色资源，举办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文化活动，一方面可使邯郸历史文化名城的美誉凸显，另一方面是能从荀子思想中汲取济世救民的智慧，服务于当前的政治实践。

邯郸市荀子研究会副会长马新民教授对此表示高度赞同，他多年来致力于荀子研究，认为荀子对于天、地、人及社会的认知是科学的，其内容广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多领域，理应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资源。马教授还对国内外荀子研究进行了简要说明，认为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受到如孔孟一样的重视，为此他呼吁广大学者对荀子研究给予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何大海详细阐述了董仲舒“无为”思想中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认为“无为而治”是核心，它旨在解决汉代的“更化”和“善治”问题，并试图通过“改制不改道”、“君无为臣尤为”、“修身无为”等方式实现“致太平”、“天下治”的良性政治。

杨杰对位列“北宋理学五子”之一的邵雍进行了探讨，强调他不只在象数学和易学方面有所建树，其“治必通变”的政治主张、心怀天下的政治情怀及“崇实黜虚”的实学理念更应得到人们的推崇。

学者李胜垒对元代思想家刘因的求实学术风格做了分析，如在经学上不尚空谈和穿凿附会，坚持先传注后义理；在史学上提出“经皆史”的观点，主张广读史书；在学“艺”上认为学习内容要应时而变；在对诸子态度上，他善于以客观求实的态度去分析个人思想是如何受到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的影响。

贾乾初在“一意实践：鹿善继‘重实学’的儒学思想”一文中讲到晚明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孕育出一批济世救民之士，如鹿善继、孙承宗、孙奇逢等人，他们以重实学为内容，躬行实践为特色，提出“不动心说”、“破惧之学”、“我儒家也有遁法”等观点，提倡研习职掌之学，不黜富强，重视策略和方法。

瀚青则详细描述了孙奇逢的“躬行践履”精神，认为这一精神是“真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他进一步强调，孙奇逢不仅在理学领域造诣颇高，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主张以“学为圣人”为教育目的，“智愚习成”为教育作用，“本诸天”为教育内容，“诱掖磨炼”为教学方法，这对于当今的教学改革和德育工作具有启示作用。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任九光对晚清洋务派代表张之洞的实学精神甚是推崇，认为其废科举、办新学，引进西方科技、工艺甚至政治理念均是出于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目的。张之洞视“经史古学”为根柢，强调以实践活动加以验证，同时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五、儒学的革新、复兴与使命

在多样性文化的洪流中，如何保持儒学的稳固根基而不致随波逐流？学者们提出了一条可行性建议，即首先要实现儒学的自我革新和当代转换，然后凭借其理论和实践优势实现复兴，最后才能积极担当其儒学应有的历史使命。

河北大学李振纲教授在作“儒学的当代使命”报告时提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身心的问题可凝练为“生态”、“世态”和“心态”的问题，其中以儒学对如何治世的论述最为精妙，彰显了儒者强烈的责任担当精神。随后，李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解读。

一是“为何要复兴儒学”，他指出当前国内外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思想方面表现为信仰缺失、诚信危机和价值紊乱，社会问题表现为老龄化、家教错位与婚姻畸形，国际问题表现为家国飘零、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及文明冲突，这些新挑战急需儒学给予心理调适与情绪疏导。

二是“儒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儒学是经史艺文之学，其中经乃国学之魂，而仁爱待人、秩序和谐和德性实践作为儒学的三大原理对后世影响深远。三是“儒学复兴的途径与方法”，认为既要回归经典去挖掘其思想内核，更要以世界眼光和包容精神关注现实，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践行儒学精神。四是“儒学的当代使命”，李教授主要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分别是传承先哲智慧、弘扬优秀传统、振兴民族精神、提升国民道德、安顿家国情怀、增进文化自信、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天下太平。

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在“儒学的自我革新—从民本思想到新民本思想的提升”中指出尽管儒学经历了原始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的不断发展过程，但其中仍有革新和转化的空间，这不仅是为了维持儒学自身的长久生命力，也是为应对文化多样性趋势下儒学日益被边缘化的危机。谢教授认为原始儒学的“旧民本思想”强调“尊君—重民”，重视秩序安排，但这种架构常常向君主倾斜，发展为绝对尊君和中央集权。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对王朝与天下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形成了“新国家观”，并提出“限君—重民”的“新民本思想”，给予封建统治者有力一击。

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在发言时强调当代儒学需要多元整合，一是神圣化和理论化的心性儒学；二是制度化、规范化及官方化的政治儒学；三是民间化与大众化的社会儒学。对于社会儒学的实践路径，韩教授认为应是上古、三代就存在，而后被儒家系统化的礼教，这是人兽之辨与文野之辨的一个重要标准。礼教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准则，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如“塑造行为规范，确立社会公共秩序”、调和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有序以及“预防违法犯罪”。另外，礼教与社会伦理和社会风俗密切相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性，而要重建礼教须避免其政治化传统，交由社会民众自觉地践行，从而提高国人的精神素养。

孙铁骑提出，当前的民间组织、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国家领导人都对传统文化的复兴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不仅是出于中、西、马三足鼎立中薄弱地位的考虑，也是传统文化内在理论品质能为中国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意义所在，是延续民族生命与文化血脉、实现个体生命安顿的需要。

尤为特别的是，本次论坛不仅在学术探讨中重点阐发了儒学的实践性，更通过一些仪式活动使参会学者深刻体会到了儒学的独特魅力，如在18日晚，举办了富有特色的“儒家经典吟诵会”，各位学生、老师和专家用慷慨激昂的朗诵和悦耳动听的古琴旋律表达了对儒家经典的崇敬之意；20日清早，各位学者集体前往定州文庙进行传统祭孔“释菜礼”仪式，以表达对至圣先师孔子的敬仰之情。总而言之，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和价值观培育的一项珍贵资源，其经世致用的精神对于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作者信息：

周 乔（1992—），汉，山西阳泉人，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政教部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

王 静（1994—），汉，河北安国人，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政教部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