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师帮了儒家的忙，为何惴惴不安不平？

儒家以孝为救治天下的根本，而作为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丧礼为子女对亡人尽孝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此即所谓“完孝”，它关乎孝道能否最终完全实现。由于意义如此重大，儒家将丧礼列为人生诸种礼义中的第一大礼。

然而诸子百家谈孝，儒家虽提出了慎终追远、完孝尽礼的社会伦理原则，但仅靠亲情关系和道德说教是难以使世人将那些社会伦理原则付诸实践的，很需要建立一种动力机制。对此，那些大儒们由于忙于做官发财，是无暇顾及的。而那些小儒们则因为忙于科举应试，也顾及无暇。怎么办?还是“挣钱不多管事不少”的风水师出来帮了儒家的忙，告诉那些孝子和不孝子们:“葬先”可以“荫后”，地气可以利人。这可真是以利益诱人尽孝，不过这招还真灵。

风水师帮了儒家的忙，而且效果显著，然而却不仅没有受到儒家感谢，还大受其责难。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儒士们注意到，这种机制虽然调动了孝子们厚葬亡人的积极性，可它却是建立在人们追求物欲、贪得利益的基础上，这和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多少有些差距。而以“荫后”作为厚葬的交换条件，对“完孝”的接受者，对亡人来说，未免有点大不敬，特别是那些为寻觅吉地而将灵柩暴露地面达数年之久的葬家更是这样。

最让那些卫道士感到惴惴不安愤愤不平的是，这种所谓堪舆之学，和一般的“好为异端”的“诸子百家”有点不同，居然声称神功可夺、天命可改。这不是跟孔夫子的“富贵在天”的天命论过不去吗?这不是在鼓动世人自我开发、不安分守己吗?如此向芸芸众生许诺富贵面前机会均等，煽动“愚民”生发做官的梦想，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大众对未来也充满了一线希望。这种反“天命论”的思想，大挖孔家店的墙角，卫道士们焉能袖手旁观，坐视其大?怎么能不批判它、限制它。

在古代，“葬先荫后论”对世俗风气祸害很大，其表现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致数十数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又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以至骨肉化为仇家者。既然“葬先荫后论”危害如此之大，所以我们必须对这种虚枉之说进行批判。

迫于儒家的外部压力，迫于某些术士打着风水师的旗号行骗，败坏了“行”风，宋元以后，一些有责任感的风水师开始在行业内部进行整肃。他们对理论流派进行清理，将赣派认定为风水理论正宗，将杂学伪术公布广众，请世人谨防上当受骗，此外，他们还通过给风水师和世人开列书目，将一些杂学著作淘汰出去。《青乌经》《雪心赋》《倒杖篇》《疑龙经》《撼龙经》《穴情赋》《堪舆宝镜》《堪舆管见》等诸子百家谈孝，都是地理正宗，不可不读。《天机素书》《催官篇》《玉尺经》《青囊海角经》《天玉经》等书，或是假名伪造，或是以讹传讹，都是地理邪说，万不能读。一句话，凡讲论形势、性情的都可以读，凡讲论天星、卦例的都不宜读。

通过内部批判，堪舆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一种自我净化、自我约束的机制。这也是促成有较多文人情趣的赣派风水理论，在明清时期的上流社会中独占上风的又一个原因。至于它对乡野山村的风水师究竟有多大的约束力，就不得而知了。恐怕还是那些打着风水师的旗号到处行骗的各种冒牌风水师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为数不多，然而危害却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