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研究分会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民族文学史料学研究分会2021年年会暨第五届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终于召开了。我特别强调“终于”二字，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会期一推再推，结果还是不能完全实现线下开会的愿望，只能做个“时空伴随者”，与大家云端相见。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珍惜这样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以文会友，商榷学问。众所周知，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是文史研究中最传统的学术方法，同时也蕴含着现代意义。2017年，我在西昌民族文学史料研讨会致辞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史料研究的学术传承问题，并作为序言发表在《中华文学史料》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上。这里，我想就中华文学史料研究之难，尤其是民族文学史料研究之难以及如何在文学史料研究中彰显现代意义再谈几点认识。

摘要：新中国初期出现的“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争论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可谓影响深远，但近年来的学术史反思中，甚少被提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田野作业作为科学方法统合了“采风”“采录”“整理”等。而之前对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回顾与考量，大多将历史语境悬空，以田野作业的理论范式反思新中国初期的民间文学基本问题与基本话语；再加上当下的学科分野，民间文学之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被置于两条通道，他们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大，而且我们至今没有对“整理”从学科意义上予以阐述和界定。这种悬置与区隔使得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民间文学兴起之时“文学”与“学术”的一体化，以及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40年代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对民间文学的形塑。对于新中国初期出现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争论，我们只有将其还原到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理解采风与民间文学搜集之间的承续与内在思想的嬗变，也才能使得对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不再停滞在原点，并更好地总结民间文学的本土话语，进而推进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小说，有着丰富的创作面向，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少数民族题材文学的创作中，原本较为固化的书写模式，在遇到新的时代情境之际，不再仅仅限于对民族风情的表述或者纯粹的乡土抒情，而是裹挟着更多的时代内涵，产生了较为显著的风格转向。正如长期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观察的学者刘大先所言：“现代文学以来的边地,是由普遍性时间(现代性)中的主流价值在差异性空间(地方)中不平衡播散的结果。得益于全球化经济方式的扩张和媒介技术的更新,边地的差异性空间在新时代语境的文学中获得敞开,并行的是关于文学观念和文学意识的自觉改变,进而显示出其变革性的意义。”自然，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着更加丰富而多元的语境，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内涵和外延更为广阔，既有传统封闭的乡土、历史书写，也有“走出者”“外来者”与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互动。

回首百年中国文学，“满洲-旗人-旗族-满族”这一系列族别名称的变迁及相应的文学表述，体现了满人社会地位的起伏及认同的嬗变，与之相关的是族群性、地方性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纠葛。满人从部落到帝国，再从天下到万国的近代转折中，中国的普遍性退缩为全球中的地方性，20世纪之交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满人的族群自觉在西来的民族主义话语中被刷新，成为国家中的地方化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殖民反封建斗争、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让边缘地方的满人融入到国家之中，进而在社会主义中国成为多民族平等公民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复杂的起伏嬗变，始终与时代与社会交织在一起，启蒙、革命、解放、阶级、现代性的主流话语一直如影随形，但满人文学依然体现出其独有的路径。从君主立宪到救亡图存，到融入社会主义叙事，再到文化主义的怀旧表达，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与多元的内在辩证，同时也敦促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认识“中国”及中国认同的问题。

民族志是关于世界上“非我族类”的记述，中国的民族志编纂传统源远流长，从《周官》的职方氏，到《史记》的《朝鲜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以及历代正史中的四裔志、职方志，民族志编纂一直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爱和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而民族志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则是中国历代王朝制度的重要一环。中国古代四裔志书写，既包含了大量基于实地见闻和调查的真实的民族知识，也包含了大量基于自我中心主义的异族想象和传闻逸说，《大荒经》则是此种民族志编纂传统的最初源头和思想原型。《大荒经》版图成书于商代关爱和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其中记述了八十多个方国，既有真实的方国，也有想象的捏造，书中对这些方国一一记其方位、国名，兼记其族姓、世系、图腾、食物、人物形象以及风土传说，记述尽管简单，但已具备后世四裔志的雏形，是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民族志文献，既可据其考古代历史和民族，又可据以了解古人的异族想象和认知。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就分别以表演和实践这两个关键词而展开。虽然围绕这两个关键词所构建的研究方向有一些共同关照的概念化民俗事象，但是作为一种表达行为，两者的理论差距显而易见。二者为回应社会变动而兴起于20世纪同一时刻，但演绎和归纳有所不同，表演往往代表事物的单一性（突现性）而实践意味着民间行为的总体性（优先性）。21世纪的研究轨迹的表明，实践理论在民俗学和民间生活研究中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特别是如果这些研究面向日常生活的“移动民族志”（ ）展开。尽管可以共享由皮埃尔·布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推进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践理论，但民俗学的实践思想集中在根植于重复的、多变的行为和框架性活动中的认知和文化惯例上。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人民生生不息，风格各异的多民族文学也于焉得以滋养，在全国范围内奏响了多地域、多民族交织共生的复调鸣奏曲，即使在单一地域内部，也同样回荡着不同民族文学之声响。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文学的百花园繁复多样，这对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兼顾少数民族地区的诸种民族之间的文学并存，而且与汉族文学进行深层的交互联系，尤其在文学史意义上进行系统钩沉，这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伟林在其专著《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中，以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共同发展的理念，强调少数民族及其与汉族文学之间的文化流播及联系，在研究中强调“差异与并存”“现场与历史”“共鸣与个性”三者并举，全面阐释了广西文学的多样生态。

文化记忆通过文字文本和文化文本传承，在无文字社会，文化记忆并不是单一地附着在文字之上，而是隐含在文化之中。白马人把神话与历史、地方与空间、仪式与物像通过时空关联与记忆对接，使记忆在时间上不断延续，在历史中不断重构，以此维系和加强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的过程是一个立足现在建构过去的过程，通过神话传说与当下的社会情境互证互释，建构一个共享的过去，以此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然而，记忆并没有把我们带进“过去”，而是把“过去”带到现在，被时间遗忘、碎片化、无声的历史在个体的认同中弥合。记忆并不是对“过去”完全真实的再现，而是根据当下的要求重构“过去”，完成“追寻意义的努力”。

或许事实便是如此，或许只是因为周氏兄弟风格自异却同样不失韵致的文笔，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氏兄弟的家乡以至家庭，似乎包裹着一种浓厚的民间文化的氛围。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长妈妈、蛇女故事，我们早已深有领会。周作人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就更丰富了：他儿时听过蛇郎、螺女、老虎外婆之类的故事，唱过“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之类的儿歌，看过道士炼度的“戏剧似的演出”；他的祖父也是个不失趣味的老人，时常会背些《西游》《封神》那样的“大头天话”给周作人听，说到滑稽处，还会“呵呵大笑”，虽然他平时也很“严峻”，并曾犯事系狱，为此周作人还在杭州陪侍过他一阵子，并替他的外妾潘姨太太描过《二进宫》一类的戏本。再说，儿时的周作人曾随着家庭避难至舅家，而舅家的住处本是《越谚》的作者范啸风故居的一部分；至于那颇为闻名的夜航船以及船上“尧舜是一个人”、“且待小僧伸伸脚”式的荒唐诙谐，从张宗子到周作人，也照样天天发生着……这一切，为周作人日后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它孳乳了周作人内心中对民间文化的一种亲和的情怀，哪怕这种亲和，也会滋生出对民间文化的批评。

金元文学研究近四十年来一直呈现着旺盛蓬勃的生命力以及向美向善的发展前景，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青睐、关注与参与。而与此相关的项目、课题、论着、论文更是层出不穷。与此相关，中国辽金文学学会、中国元代文学学会、中国元好问学会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在不断推动着金元文学学界将研究的范围拓宽挖深，成果蔚为可观。而众所周知，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都需要完备可靠的文献作为基础和保障，因此，能够沉下心来，积数年甚至数十年、几十年之功，整理学术研究界所需要的重要文献，无疑是一件极为不易却功莫大焉的善举。新时期以来，关于元好问的诗文着作及其所编着的文献的整理、增补和校注，一直都是学界关注和致力的方向。对于元好问个人的着作，先后有姚奠中《元好问全集》（增订本）、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李正民《续夷坚志评注》、周烈孙、王斌《元遗山文集校补》等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一批可资借鉴查考的重要文献。而对元好问所编《中州集》的整理与校注，却一直处于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