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不同时期、不同政局之下的儒家思想

西方传入的社会控制思想理论相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来说，是一个较为新颖 的概念，但却完全不陌生。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核心不外乎如何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已经对如何治理国家、加强社会控制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入汉之后，统治者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进行思想上的变革，经董仲舒改革后的“儒家”学说成为社会控制思想的主体。

东汉建立后，作为汉统的继承者，儒家学说仍被统治者作为主导思想进行社会控制，但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反而随着儒学的神学化 和经学化日益僵化、失效。所以，本文以儒家学说为中心，来探讨东汉不同时期、不同政局之下，不同形态的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的效果与力度。

一、东汉中期崇儒与儒家社会控制思想

受西汉儒学倡兴的影响，曾就读于长安并略通儒学大义的刘秀作为汉统的继承者，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经明帝“继体守文”和章帝“率由旧章”，接续前代倡兴儒学，用儒家思想的礼义道德标准对社会进行世俗教化，使得人们在心理上认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大义。

在行动上主动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生目标，达到与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章帝时，诏令天下大儒汇集白虎观辩论儒学经义，班固受命撰会议纪要《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思想于一体，用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思想规范社会，成为东汉后世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的“国宪”。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得到倡兴、遵为一统，逐渐成为汉代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东汉建立之后，作为汉统的继承者，儒学得到进一步提倡，儒学教化亦成为统治阶级加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

在西汉末年儒学倡兴和士人皆习儒的社会氛围下，刘秀也大受影响，统治期间大力推崇儒学。在刘秀争夺政权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吸纳儒学名士、授立五经博士、兴学教化。

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统治者为了大一统社会的持续稳定，就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思想世界，儒家思想恰中其心，暗合了皇权政治的需要。

从西汉中叶开始，统治者开始有计划的利用伦理道德来巩固统治、塑造社会秩序，儒家以道德教化为中心的伦理控制逐渐确立。

要维护东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光在统治阶级内部推行儒教是显然不够的，必须深入社会基层，“将意识形态教化的重心移至地方下层”，向普通民众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从内里上加强对百姓的思想文化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地方官吏的社会教化。在郡县制的行政体制下，国家意识形态要深入到社会内部，地方官吏显然肩负着教化的重任，尤以循吏对地方的风俗整饬和道德教化最为突出。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谈到汉代的循吏是大传统的传播者，以亦“吏”亦“师”的双重身份从事着对社会的教化工作。地方官吏除制定条教推行礼俗教化，宣扬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外，更是以“师”的身份亲自授学章句，聚生讲学。

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的建议，中央设太学，地方设郡学，置经师教授儒家经典，在全国范围内由上而下地建立起一套儒家教育体系。

在刘秀等帝王崇儒的带动下，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使得儒家社会控制思想得以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实行道德教化的社会控制手段，在东汉社会上形成了一张严密的道德教化网，将儒家道德思想渗透在社会各方面。

以至于在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一些思想家仍然寄希望于道德教化，以期用教化来改善社会现状。总之，终东汉一代，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始终是国家维护统治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塑造和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文化。

二、东汉中后期政治失序与儒学信仰危机

东汉初年经光武帝、明帝、章帝的恢复与发展，国家进入了相对繁华稳定的阶 段。汉章帝时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义》的问世，确立了以儒家道德伦理为主的社会控制思想，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王道”政治秩序。

但现实与理想往往背道而驰以儒学观念为主的家风继承，政治上的实践达不到思想上的高度。东汉中后期以来，国家逐渐陷入政治混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皇权式微，外戚宦官轮流专政，儒家士人屡遭排挤，官僚士大夫边缘化等问题不断。

随之而产生国家意识形态危机，谶纬解经泛滥，儒 学的神学化走向极端而遭到士人质疑。由于前期统治者对于儒学的极致推崇，导致中后期儒学成为人们追求功名利禄之学，士人伦理价值观念庸俗化，社会上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发生改变。

一些坚守儒家崇高伦理道德的士人，在党锢之祸中遭 受打击，儒学产生信仰危机，传统儒学所构建起来的理想主义遭遇挫折。

《白虎通义》用“三纲六纪”来详细规划东汉的社会秩序，那么要实现社会的持续稳定，达到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必然需要一套相应的控制手段。儒家思想核心论域的“礼乐教化”就成为参与此次会议的诸儒所认同的社会控制手段被大谈特谈。

儒家“礼乐制度”自先秦产生以来就为统治者们所信赖，成为对整个社会进行道德教育的手段。其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对社会政治秩序的调整，即‘礼以定分’；另一方面，体现为对社会民众的教化，即‘礼以化民’”。

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白虎通义》中的“礼乐教化”思想是对汉代礼乐教化的高度凝练。其紧紧围绕“三纲六纪”的伦理纲常，结合阴阳天地，上至国家君主，下至社会臣民，唤醒每个个体内心深处的道德自觉，进而实现尊卑等级秩序。

在光武帝崇儒带动之下，明章二帝亦好儒术，儒家学说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东汉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统治思想。光武帝、明帝、章帝身体力行，在统治阶级上层大力提倡学儒，主张把儒学思想推及全社会。而一种思想在社会上最好的传播途径就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地方社会的努力之下，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深入到社会内里，东汉初现儒学社会形态。章帝时《白虎通义》的颁行则以“国宪”的形式将儒家社会控制思想固定下来，并推出一套详细的国家治理方案。

即以“三纲六纪”为中心的理想社会秩序和以礼乐教化为重点的社会控制手段。但理想的社会愿景在日渐颓败的现实政治面前，往往事与愿违。东汉中后期皇权旁落，政治失序，儒学产生信仰危机。

三、东汉末年思想冲突与社会控制的失效

党锢之祸前儒家的伦理价值体系就呈现出淡化的态势，儒士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党祸之后，儒士的精神世界更是受到重创，群体性的理想主义在与皇权分庭抗礼中日益涣散与疏离进而转向个人。

儒家思想作为整合和控制社会的思想日益固化，失去活力，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批判，儒家社会控制思想逐渐失效。汉末儒学衰微的同时，士人们纷纷寻求新的出路，或隐逸不问世事，或批判现实，重拾法家思想，希冀用严刑峻法来整治社会秩序，增强社会控制。

东汉末年，儒家学说衰落，儒士精神世界遭到重创，士人理想与皇权产生重大分歧。面对混乱的政局和危机四伏的社会，他们站在朝廷的对立面处士横议、抨击竖宦、臧否朝政，以不畏生死的群体斗争来对抗日益黑暗的权势。

但是在专制政权下士人群体企图按照自己的道义准则，有规模、有组织地操纵舆论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无疑是不被允许的，而他们的行为也在间接地破坏着儒学所建立起来的纲常伦理和统一局面。因而，在两次党锢中儒生群体被残酷镇压。

同时，在与皇权的对抗 过程中，儒家士人开始突破传统儒学价值规范，重新审视诸子思想，法家刑名之学抬头，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其社会控制功能失效，东汉王朝走向覆灭。

可以说，从思想层面来看，以儒家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东汉王朝，“儒家伦理精神与朝廷当权者的矛盾，使社会走向不稳定，这应该是东汉国家分裂最隐秘而最根本的原因”

四、总结

自汉武帝时代起，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取得了独尊地位，有汉一代都是统治者用来治理国家和控制社会的主导思想。但是，随着其不断地向政治靠拢，为专制皇权服务，儒家学说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活力，日益繁琐、僵化，不断地神学化、经学化，最终丧失思想控制的效用。

相较于西汉来说，东汉可以说是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思想从有效到失效的明显转变期。也正是随着这一转变，东汉政权由盛而衰以儒学观念为主的家风继承，最终覆灭。因此，考察儒家学说在东汉不同时期对社会的思想控制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