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历史学是做不好的-国内

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

如果要做一个历史学家的话，肯定要安安心心地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如果带着强烈的急功近利的目标，历史学是做不好的。——钱乘旦

近日，由东北师范大学筹资设立、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学教育家、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名字命名的“日知世界史奖”第三届颁奖典礼暨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高端论坛在京举行。中国社科院、中国出版集团和国内部分高校史学界名宿、奖项获得者、林志纯先生生前友好及弟子等40余人参加了典礼。

第三届“日知世界史奖”颁奖典礼暨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高端论坛现场

钱乘旦教授为本届一等奖获得者刘新成教授颁奖

会议期间，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接受中国网专访，就我国世界史研究方向和方法的转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的爆火等话题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并表达了对青年历史学者及研究者们的期待。

以下是专访对话内容，由中国网教育频道独家整理，以飨读者。

中国网：

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研究最初是在晚清、民国时建立，有着明显的救亡意识与强烈的现实功用目的。随着当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否需要转变我国世界史研究方向和方法？如何借鉴之前的研究经验与方法来实现顺利转变呢？

钱乘旦：

中国历史学的传统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如果我们从孔子开始算起，则已经有2500年了。而中国历史学在历史的编纂方面，实际上还要早于孔子。

但是，中国把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历史非常短暂。晚清时期因为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冲击，一些有识之士才意识到必须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才开始试图去了解世界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19世纪末，中国关于世界历史学的知识积累才真正开始，最早只是转述能够搜集到的其他国家的历史相关知识，许多西方传教士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的学者真正进入世界历史学的学习和编撰要到20世纪初。一批留欧、留美和留日的学生选择学习历史学儒学地位变化，他们到欧洲去学法国、英国的历史学，到日本学日本的历史学，后来又去美国学历史研究。这批学生有意选择当时在世界上较为发达的国家，就是想要了解别的国家为什么这么强，中国为什么这么弱。这种救亡图存的思路和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形成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思路，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传统密切相关。中国历史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学以致用。正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说，历史是一面照彻古今的镜子，了解过去是为了管理现在。最初研究世界历史的特殊背景使得这一传统更加强烈。

这个特征一直存续和维持，尤其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后。当时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们想做的事情跟一百多年前的学者们是一样的，即我们现在仍然很落后，得去看看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这个过程正好照应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过程。

所以，在上述时期，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研究集中在向其他国家学习，尤其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一度弱小但快速崛起的国家。我们借鉴经验，规避误区，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等。做学问是为经世济用，是为中国所用。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功能作用，也是它的立足基础。历史学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初级功能，就是恢复过去，尽可能再现过去发生的真实情况。虽然理想化的状态很难达到，但至少从好奇心出发，我们要知道过去：过去的人怎么生存、怎么生活、怎么吃穿用度，他们的组织机构、政治体制是怎样的等等。历史研究需要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责任感。

另一个是高级功能，是对过去的现象做分析和诠释，即解释“为什么”。这对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是很难的，能够还原接近真实的历史，已经很不简单。

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是否还需要借鉴之前的经验呢？是需要的。

不同时代的生活背景带来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互动关系，会给不同时代的人提出不同的思考方向，使得这一代人对历史的理解是这样的，下一代人对历史的理解是那样的。这也是历史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始终存在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不断地在改变思考的方式、方向和角度。从1840年以后救亡图存，到追求经济发展，再到把发展放在更宽的视野中理解，包括环境、医疗、气候、儿童问题等等，对事情的理解是一步一步加深的。

中国网专访钱乘旦教授

中国网：

世界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日渐密切，而此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多是关注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那么您认为对前现代以及古典时期的研究，会给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什么帮助？

钱乘旦：

区域国别学和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历史学科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区域国别学学以致用、经世济用的目标更加明显，更加突出。它更加关注现实，试图去解决现在碰到的问题。但是要解决现在碰到的问题，就必须对过去有相当多的了解。而历史学是一个去追溯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某些问题的答案。

区域国别学不是历史学，但是它和历史问题紧密相关，没有历史的基础，就无法看清现实问题的底层逻辑。因此这两个学科既紧密相关又有区别，它们的研究目标不同，重点对象不同。

中国网：

在这个浮躁的当下，还有着许许多多能够静下心来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的历史研究者们，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钱乘旦：

如果要做一个历史学家，肯定要安安心心地坐冷板凳。如果带着强烈的急功近利的目标，历史学是做不好的。

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大量的学历史的同学出现了。我们不指望学历史的同学以后都成为历史学家。我个人认为，如果有10％的同学以后能一直留在历史学界研究历史，这已经非常好了。

另外90％的同学，可以进入各种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岗位，发挥各种不同的作用。有史学功底和没有史学功底是不一样的，因为学历史的人的思维方式和学其他学科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比如要观察一棵树，学其他学科的人可能会去观察树的横截面；而学历史的人更习惯于纵向切下去观察整个生长过程儒学地位变化，从而解释横截面是怎样形成的。形成这种思维方式后，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就不一样了。

第三届“日知世界史奖”全体嘉宾合影

中国网：

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从天人合一的方向出发，目前的科学技术已经独立分离地在发展，走向物质与技术，基于历史的视角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

钱乘旦：

首先，我们无法用进步和退步来定义这种技术的变化。进步和退步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对于同一对象或现象，在某方面进步，在另一方面可能出现退步。凡事都具有两面性，所以很难对当下做出结论性的判断。最近十分热门的，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人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不受限制，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存在同样的问题。技术发展一旦越过某个界线，就会出问题。

中国当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古代的科学研究方法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我一直担忧人类的技术发展过快，社会的约束、道德的约束、法律的约束等等没有同步跟进，很容易失控。任何技术的变化，都要以道德为基础，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即人类可以延续不断地生存。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强调以人为中心。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也是以人为本的，但现在正在出问题，变成技术中心论，其背后是资本的力量。（文／记者 赫曦 实习记者 翟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