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何益鑫探讨江南儒学“江南性”的四个特征

近日，“宋明理学与江南儒学的建构——暨上海儒学院第四届年会”江南儒学专场在上海召开。与会学者共话江南儒学的孕育、发展和现代转型。

复旦大学教授何俊指出，作为地域概念的“江南”也具有流动性，究竟如何界定江南儒学还有探讨空间。从《诗》之二南到程子发明孔子“南方之强”一语，“南”的概念就不限于区域而更蕴含着文化意味，如何在江南儒学研究中将思想内涵与时间、空间有机结合起来是本论域研究继续推进所需要思考的问题。他总结了儒学“江南性”的四个特征，一是不基于权威的理性传统，体现在学术上的经学传统和坚实的史学考证；二是世俗性特质，体现在对民生物质性、对人本身追求等；三是主体性确立，既包括心性本体的探究也包括民间社会的发育成熟；四是正统性，这立足于理性、世俗和主体的基础上，指向对未来的愿景与期望。

先秦六朝时期是江南儒学的孕育期，从传承孔子之学的子游南归到永嘉之乱后的衣冠南渡，江南儒学的孕育期有其连贯的脉络，尤其是随着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的发现，早期江南儒学的内涵有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复旦大学何益鑫探讨了子游之学在先秦儒家心性论中的地位，认为孔子成德之学应分为德教与文教，子游以人情为本对礼乐之教之所以可能的问题做了性情论的建构，这直接启发了子思以“五行”重构德教，子游的的性情论和子思的德行论共同构成孟子性善思想的来源。而作为孔子之学南传的重要学者，子游之学应该纳入江南儒学研究的视野中。

安史之乱后“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之乱后江南地区经历了又一次开发，自此以至近代，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中心儒学地位变化，江南儒学的第二阶段也与之相应。

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有力推动了江南儒学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刘丰研究员指出，宋代礼学中的经世派是与礼图、义理并立的三大流派之一。王安石的《周官新义》成为宋代礼学研究争论的焦点，刘歆伪造说与《冬官》不亡说的出现都与王安石以《周礼》行新政有关，而叶时《礼经会元》一方面反对王安石对《周礼》理财之书的定性，同时又重和难、轻复仇而与王有相同之处，这些都反映了宋代礼学的经世特色。南昌大学杨柱才从陆九渊的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心即理”、“发明本心”等论断出发考察陆学与孟子和二程理学的关系，提出陆学是在理学流行的学术背景下，以孟子本心之说为本，融合了二程理学相关概念，远源二程、近源孟子，然二程只是传承师道不足以承担道统。杭州师范大学申绪璐通过梳理文本形成，认为《伊川语录》卷十八之后的内容更多是南方学者编订。

复旦大学吴震从泰州学派的视角考察江南儒学的世俗性转化，认为中晚明时代具有全域性特征的阳明学的思想运动仍具有丰富的江南特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良知现成”、“满街人都是圣人”等世俗化、平民化观点的提出推动了儒家知识精英向基层民间渗透，实现了儒学在思想特质上的世俗化转向，同时指出当前学术界在研究精英儒学的同时，也应将视野拓宽到区域、民间儒学。江南大学包佳道认为，程朱理学的地方适应是学统构建的社会动因，道学的学术推重和东林的地缘情结是学统构建的主体动因，学统早期构建一方面使程朱理学以在地化的形式得以传承，但这种构建具有护教色彩，义理展开难以超越理学限制。同济大学陈畅认为，东林学派是有思想创见的成熟学派，黄宗羲是从顾宪成开端、高攀龙发展、孙慎行集大成的动态发展的哲学建构过程来定位东林学术。清华大学刘昊考察了明儒魏校的思想。魏校经历了从早年笃信朱学到兼取陆王、认为陆学“工夫虽粗，却是实做”的思想转变。魏校及后学的学术活动和思想转变大多发生在江南，构成了江南儒学的组成部分，探讨这种变化可结合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视角。苏州大学刘琳娜认为，耿定向、李贽的名教、真机之争是儒学维护道德规则与追求个体解脱之间矛盾的反映，耿定向认为名教出于真机有其超越性的一面，而道德情感源自天道、性真非情缘，是一条建立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路径。

从顾炎武、黄宗羲到常州学派，一大批学者立足江南研究学问，构成了江南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社科院张宏敏认为，阮元治学以训诂为先、以考据明义理。其在浙仕宦的十余年间，组织浙江学者校刊《十三经注疏》，创设杭州诂经精舍，修复杭州文庙，创立海宁安澜书院等，这些活动构成了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复旦大学郭晓东认为，常州学派虽以传承公羊学著称，但并不排斥穀梁学，经世特色鲜明。清华大学高海波认为，明末清初儒学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包括从体立而用行到最终灭体言用的变化、从理气二元论逐渐转向气一元论的变化、由重工夫到强调成性的变化、理由灭欲之理到存欲之理以及关注气质之性、反对变化气质和宗教化倾向，明末清初的儒学转变具有由内在转向外在的特点。杭州师范大学金紫微考察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与方孝孺政治伦理思想的关系，认为不仅在情感基础、学术背景上看，而且从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制度建构等方面看，黄宗羲民本论政治哲学重构吸收了方孝孺的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认为，陆陇其《四书》学著作倾向于用考证明义理，其遗文中反映的儒学教化思想、实践促进江南礼治社会成熟。

近代至今构成了江南儒学的第三期，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江南学者面对着回应时代问题、返本开新以求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复旦大学徐波关注江南儒学第三期的现代转型问题，以梅光迪和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学问。山东大学姚莺歌考察了马相伯对《大学》的新诠儒学地位变化，从马相伯对格物致知、絜矩之道、土财用、止于至善四个问题的诠释，认为马相伯借助《大学》来展示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相比于其中蕴含的浓厚天主教信仰色彩，马相伯的救国思更是其阐释的主旨。清华大学赵金刚考察了唐文治退出政坛后在交通大学办学的工科建设与国学教育实践，他以习西法为起点聘请外教，模仿美国工科教育，同时又重视国学教育重视从传统的良知知觉出发培养人才，为照顾工科学生的专业背景撰写《四书大义》提高其国学素养，其国学教育实践或对当下一流大学建设和通识教育有借鉴意义。

本次年会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主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与研究院的20余位学者与会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