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教师）顾涛：“五四”与孔子的相杀

指导教师：顾涛

最初选择《孔子与鲁迅》这门课程，我正是出于作为鲁迅“拥趸”的心态，想要了解鲁迅和他笔下批判的“孔家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想要更加深入地认识鲁迅，认识“五四运动”。一学期的学习，我在阅读与课堂中，溯源而上，追逐活孔子余韵，也顺流而下，思考孔夫子从封建王朝到五四运动乃至今日的“前世今生”。

在“孔夫子”的讨论中，我看见了孔子异化的脉络，由此民国四书五经集注，便不难看出“孔夫子”在民国的乱流中所扮演的“敲门砖”的角色，不难推知“五四”运动以孔夫子为靶的缘由；在看到们学者有关“五四”分析与争论后，我开始质疑五四的批孔是否一定正当与合理，我也为鲁迅理性的自我反思而深深折服；带着这样的反思，面对当下有关孔子的纷纭事件，我们该多有一份理性和魄力，既不囿于“旧孔子”，也不能迷失于形形色色的“新孔子”。

我将以“礼”为例，展现我所发现的孔夫子“异化”的脉络；将从《摩登圣人》出发，说说“五四”与孔子的相杀，和鲁迅对“五四”的反思；也想从这样的反思中，生发我在当下的思考和期望。

一、礼——从“礼不下庶人”到“敲门砖”

观《论语》，孔子之“礼”，范围甚广。“礼”是他对士大夫阶层的要求，从而实现“内仁外礼”成为君子；进而，“礼”是恢复周礼，是维护阶级秩序，从而实现“天下有道”。但总归，礼的高层次要求只限于士大夫，统治阶级，它对于普通百姓的意义，只是一种秩序。

“礼”是自我约束的一套完整准则。《论语·八佾》：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

钱穆批注：“礼有内心，有外物，有文有质。内心为质为本，外物为文为末…礼有文有节……若惟知有本，不文不节，亦将无礼可言。”（《论语新解》）

又《论语·尧曰》：

“不知礼，无以立也。”

由此可知孔子之“礼”是一套必要的，完善的，自我约束的准则。

“礼”是统治者的为国之道。《论语·八佾》：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钱穆新解：“礼有上下之分，然双方各有节制，同须遵守”。这是对统治阶级，尤其是对君主的要求，是君臣和睦从而实现治国的开端。

《论语·为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里的礼，是“制度品节”。笔者认为，这里的“礼”，已经不是人格上的高层追求，而是统治者所制定的制度、营造的风气。归根究底，它不是要求百姓主动的约束自我，而是靠统治者的感召治理，实现“人人蹈行于制度品节中”（钱穆新解）。

由此，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描摹的“礼”从来不是苛求百姓的，作为人格的要求，它是士大夫成为君子的必修课；作为为国之道，它也是从上至下的要求，统治者先要求自己，以礼治国，而百姓遭到感召，才实现“齐之以礼”。

正如《礼记》：“礼不下庶人。”笔者查找资料，发现，这句话在早期文本中的解读是：“对庶人不必苛求完礼。”并非庶人不可以享有“礼”，因为庶民整日忙于繁忙的劳动，不可能像贵族一样拘守于苛刻的礼数，从而不必求全责备。

故笔者认为，孔子对“礼”的本意，更加强调的是对上位者的要求。“礼”不是上位者的特权，不是要求别人的工具，而是士大夫与统治者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从而感化百姓，实现治世道德与行为体系。是先有上对下的感化，才有下对上的遵从。

发展至后世，孔夫子的“礼”似乎脱出了对上位者的要求，它变成了整个社会从上至下必须遵守的准则，变成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要求，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对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中的这句话先有地位高者的德行，方有地位低者的敬重。而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希望通过儒家思想实现国民思想的统一，此时的孔夫子，成为了统治者引导被统治者学习礼法，固化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阶级观念的工具人。孔夫子的“礼法”，从要求上至要求下，无声地完成了转变。

到了程朱理学影响下的的明清社会，“礼教”深入了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为四书之首，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当时学生的必修教科书；《家礼》等书也起到了教化民众，将“礼”带入百姓的方方面面的日常生活的作用。“礼制行乎百姓人伦日用之间，使人从生到死，从个体到家国天下…整顿了秩序。”这时的孔夫子，是森严制度下维护礼教的圣人，一切礼教制度统统归入他名下。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孔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成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

“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

“袁世凯恢复了祭典，跟着便是帝制；孙传芳……复兴了投壶之礼；张昌宗……重刻了十三经……都把孔夫子当砖头用。”

孔子的礼教制度，经代代转变，成为了统治者维护秩序的工具，成为了投机者粉饰目的的工具。更成为了束缚民众，“吃人”的制度。

由此可见，“礼”发展越久，“孔夫子”越发成为符号。以致后来，几乎完全脱离孔子“礼不下庶人”的，对上位者的要求之礼。后人需要时，便将所谓“礼”安在“孔夫子”头上，粉饰一番，从而证明自己的正当性。“礼”与“孔夫子”，是后世的敲门砖。

二、打倒孔家店——打倒压迫与侵略

积贫积弱的社会土壤下，孔夫子还能带来什么？

带来“读经的笨牛”（鲁迅《十四年的‘读经’》）；

带来“假堂吉诃德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从而获得“小老百姓的埋头冶心”（鲁迅《真假堂吉诃德》）；

带来“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鲁迅《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此时的孔夫子，是权势者们的“敲门砖”，是他们用来压迫民众的工具，是他们将压迫与剥削合理化的“脂粉”。

带来“中国固有文化”：“是岳飞式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鲁迅《真假堂吉诃德》）；

带来所谓“未雨绸缪”：“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的俘虏之上。”（鲁迅《儒术》）；

更有着“昭示内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国主义者”（《述香港恭祝圣诞》）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尊孔与祭孔，在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不仅只是有课上所讲“形式化”、“低俗化”的丑态，它更是军阀、政府压迫人民的遮羞布，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帮凶。这样孔夫子的“仁义道德”的洗脑，不仅使百姓对国内政府压迫统治无抵抗力，更带来了国民对国土沦丧的麻木，对侵略时的丧失血性，带来的是汉奸、叛徒的大行其道，带来的是万里国土沦丧，租界设立。

这样的丧失血性，鲁迅有这样的讽刺：“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所以，在我看来，反孔与打倒孔家店在当时的年代，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新思潮对旧制度的反对；孔子在五四时代的身价变化，也不能像研究封建时代孔子的异变一般，将这样的变化归结为，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或反对政权靶子的孔子的走运或倒霉。因为这时的中国，不论是孔子、孟子，还是古文、旧书，只要能用来压迫的，能用来牟利的，军阀们，官员们就利用，只要是无益于存亡的，我们就得反他。孔子在五四，不是达成政治目的树立靶子，而是为图存求进必须翻越的障碍。

鲁迅《忽然想到》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着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他”。

所以，五四反孔，虽在很多人看来，失之于激进，失之于对孔子和与传统的不公。但其理由和意义不言自明，五四反孔，是图存的必然；五四反孔是不破不立，为的是自立与自强。

三、鲁迅的反思——不寻导师

“五四”运动“打倒”了以孔子为代表的旧纲常，我们接下来该怎样前进？是否又该树立新的“偶像”？我认为，鲁迅的《导师》表明了他的态度。

在《导师》中，他说，“许多青年人想寻求一个导师”，以我之见，“五四”前的儒生，他们的“导师”是四书五经，孔子朱子；后来这样的“导师”被打倒了，人们便找寻新的出路，甚至找寻新的“导师”。可鲁迅却又说：“青年人又何必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私以为，鲁迅之所以至今仍不过时，之所以与现代的我们依然共鸣，是因为他的反思与远见。鲁迅的匕首，不仅针对旧孔子，旧思潮，同样针对自身，他反对任何自我标榜为“导师”的人，也不愿自己成为“导师”。

在我看来，鲁迅自己不愿成为“导师”，既是对自己与“五四”的反思，也是对孔夫子的“同情”。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中鲁迅举的两例可见一斑。

一例是一个压迫民党的军阀因北伐军北伐，挂起青天白日旗，这时，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便只得不谈三民主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的样子。这与反孔的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对应关系。各色别有用心者皆拿孔子装点门楣，作“敲门砖”，看不惯的人只好说自己“反孔”。但实际上，正是因为认清了孔夫子的尴尬处境，对文化传统有所坚持，“五四”们才选择将“反孔”进行到底。

第二个例子是阮籍与嵇康的“对自己的不满足”，阮籍拒绝了自己的儿子效仿自己，嵇康教儿子不要如自己一般高傲。鲁迅说：“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民国四书五经集注，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这反映了五四者有着对自身的反思。或许，同阮嵇一样，五四亦在无奈的年代作出了必然的选择，可这不代表子孙后代就要以之为圭臬，就要彻底将“反孔”继续下去，就要彻底将五四运动与孔子对立起来。

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认为“打倒”孔夫子是有特定的时代意义的，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就彻头彻尾的落后，“五四”就彻头彻尾的正确。年青人在接受“五四”思潮，破除“孔夫子”这个偶像的同时，也不应该把“五四”运动作为新的偶像，更不该把鲁迅本人当成新的“导师”。

鲁迅敏锐地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另一面，看到了“五四”过后青年人彷徨的精神世界。我想起了鲁迅的小说《伤逝》。涓生和子君受新思想的感染，毅然从封建旧地主的家庭私奔，这是五四运动的正面。可是，另一面的，出逃的涓生与子君面对困难的生活窘况，面对两人思想的巨大落差，走向了死亡与分离的悲惨结局。五四运动的确唤醒了很多青年，可在社会思潮的巨大冲突中，这些青年反抗过后依旧彷徨。人们多强调五四运动的先进与唤醒，却很少有人关心运动过后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不是“万金油”，它不是万能的，不能为青年人完全清楚地指引接下来的道路。

同理，孔圣人与五四，在当下，也当不得青年人的导师。我想，我们应当认同五四批孔的重要意义，并同样的，反思孔圣人是否依旧会带来国民性的“恶疾”。但同时，我们亦不应该崇拜甚至拔高五四运动，不该就此全盘将五四作为我们新的价值判断。

四、开掘新生力——不被定规和舆论绑架

“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是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鲁迅《导师》）

既然世界上没有万能的导师，我们青年人，要同鲁迅在《导师》说的一般——开掘新生力。

我认为，当下思想上的生力，是理性和创造力。我们葆有这一份聚焦于当下的，理性的坚定的目光，探寻历史的脉络，审视潮流与争论；我们有一份从头来过的创造力和勇气，开启我们新的篇章。

当下，新的孔夫子千人千面。许多公司洗脑式的团建，借用宣传传统文化的名目，附庸风雅，乱说一气，一切经典都能与奉献集体的精神挂钩。女德班，豫章书院，孔夫子与所谓传统文化的泛滥化，让牟利者有机可乘，甚至发生与现代道德相悖的事件。还有如李零指出的“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的膨胀心态。当下，“‘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热的只是符号”，热的还有借孔子之名行牟利之事的别有用心。

所以，我同意课堂上所讨论的，孔子的“粪便化”。孔子与儒学，固然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可是，文化遗产本身，真的能够被商业、科技等领域“借用”？真的能够神奇地提供处理一切事物的不二法门？我认为，如今许许多多的名目借用孔子的名号，又未尝不是对孔夫子的再加工再打扮，我们，又何尝不是创造出了自己的“假孔子”呢？李零说：“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丧家狗》）

马一鸣与同学参与《孔子与鲁迅》小班讨论

当下，导师的门槛也变得越来越底。网络上，有人说想吃方便面，评论中便有好事者发表“方便面对身体的十大危害”；有人因是长期家暴受害者而受关注，便有人怪罪他一开始遭受家暴时不诉诸法律；小到四六级考试攻略，大到各类成功学畅销书作家，导师无处不在，等待给你人生新的指引。盲目追求导师，只会让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知所措，只会让我们亦步亦趋，丧失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拥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看法。这，才是我们青年人的“新生力”。

所以，如今，面对网络上形形色色的言论，面对各种各样的潮流。我想，还是多想想鲁迅的话。我们别向古代寻求确定的答案，别期待能有一个当代的导师指出所有的道路，我们青年人，该葆有自己的理性，葆有自己的创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葆有青年人最好的“新生力”。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2]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

[4]顾涛编《摩登圣人：鲁迅眼中的孔夫子》（自印本）

[5]顾涛编《孔子的树荫》（自印本）

[6]刘依平《朱子礼学影响下的明清礼治社会》，《孔学堂》2020年第3期

[7]谌祥勇《礼与刑在经学中的德性指归》，《福建论坛》2015年第9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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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慧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