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儒学,为什么孔子混得很惨,孟子也混得一般,但是董仲舒就能把儒学推上独尊的地位?
孔、孟解决乱世的办法,也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但为什么就不招国君待见?
以前只是从三人各自的观点来分析,今天不妨换个角度,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国君会对三人采取不同的态度。
之所以造成不同结果,是他们给君主设置的三种人设,是不是符合君主的向往。
孔子在教各诸侯国君如何做天下霸主
不论孔子的“仁”与“礼”到底是为了上层还是下层,也不论孔子设立私学的功用有多大,其最根本的目的还在于能结束乱世。既然存在着最终的目的,那就必然有着一个具体的方法。
孔子的方法其实就是四个字——尊王攘夷。
这个方法在春秋阶段已经被证明了多次,每一次的成功都会使得天下安定许久,并出现了力压群雄的春秋五霸。
为什么要尊王?
周王室衰微已久,突然有人对它表现出极为地尊重,自然就会十分感激与倚重。曹操尚且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春秋时期天子主动把天下大权交予霸主决断。谁若不听号令,就是对周王室不敬,就是要与天下为敌。所以,周王室支持谁,谁就得到了大义的名分。
为什么要攘夷?
天下大乱的源头是因为各国争利,内部如果安定了在诸子百家中提倡仁政的事,那么利益的重新分配就会出问题。所以,攘夷的目的就是要去开源,大家齐心协力去攻取更多的利益。这样,既有利于中国内部团结,也有了实际利益,既让周王室感激,也赢得了盟主的实惠,一举数得。
这种方法在春秋时期屡试不爽,然而,是有一个根本条件作为前提,就是各国的实力差不多,还没有分出个一二三等来。
孔子处于春秋晚期,战国七雄已经出现了征兆,各诸侯国之间已经分出了等级差异。处于头部的诸侯王们自然已经不满足于做天下霸主,也不愿意再受其他国家钳制。礼崩乐坏进一步激化,周王室已经没有了春秋时期的大义威慑力。
所以,还宣扬这霸主路径,无怪各诸侯国不待见孔子。
孟子在教诸侯国君如何做天下共主
孟子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也看清了各诸侯国的野心所在。于是他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了“仁政”,他不让各诸侯王做齐桓公、晋文公等天下霸主,而是教他们如何做商汤、周文王这一类的天下共主。
商汤、周文王坐上天下共主的位置,绝不是一场和旧有王朝的决战就能解决的,而是与自身的德行分不开。
所以,孟子给各诸侯国出主意,施行“仁政”。
“仁政”的好处有两个。
其一,诸侯得名。想要做天下共主,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好名声,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们来看,孟子口中的舜、禹如何得天下:
《孟子·万章上》: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所以,孟子的方法是,让诸侯国先赢得好名声,万民归心之际,何愁天下不可得。
其二,诸侯得惠。孟子深刻意识到,农业社会里,人口数量就代表着生产力的大小,就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所以,施行仁政,就是要暗中将其他国家的人口吸引到本国来。壮大自身的同时也在削弱别国。毕竟没有一个强大的基础,再好的名声也是无用。
从策略来看,孟子天下共主的人设贴近了各诸侯王的野心,同样也提出了一套可行性较高的办法。
但问题就是,分封之下战乱已达数百年,这种弊端诸侯王们已经不想再走了;同时,旧有贵族的时代已经过去,诸侯王们网罗人才,就必然要给新兴的“士”阶层一个贵族的地位,这些是旧有规则无法完成的。
所以,孟子提出的天下共主虽然较为符合各诸侯的意愿,但无论其方式还是措施,都无法满足他们大一统的愿望。
这也就是为什么孟子的“王道”没有法家的“霸道”更受欢迎的内在原因。
董仲舒在教君王如何成为真正的皇帝
古今中外,变革几乎都是从器物到政令再到思想,儒家思想也不例外。
孔子以严苛的态度维护旧有的礼制传统,是在器物层面;孟子致力于变革施政措施,是在政令层面;到了董仲舒时代,终于要在思想上开始整顿。
文人与君王的关系,自秦代设博士一职开始,就由帝师变成了君臣。汉虽承秦制,但显然这些文人没有吸取“坑儒”的教训,依然在各说各话,导致各家学说争名逐利,朝堂之上各执一词,背后代表的却是贵族的分裂。
贵族分裂就是王权不稳,董仲舒趁着诏贤良对策的机会,向君王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目的就是统一思想。
董仲舒的儒家认为,真正的大一统政权,不仅仅是废黜分封,国土完整在诸子百家中提倡仁政的事,更应该是皇权独尊。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统一思想。举国上下按照同一种思想办事,才能和谐稳固。这与经历了道、法、儒、阴阳各家争鸣弄权的汉武帝刘彻一拍即合。
而董仲舒的聪明就在于,他不认为单一的思想能在大一统的时代存活下去,所以表面上是“独尊儒术”,其实只是打出一面旗帜,把诸子百家学说进行整合。儒家只是多得到了一个名头,实际上各家都有实惠。
既免去了改革中各家的阻力,也让皇权得到了真正的独尊,完全符合了汉朝君主稳定中独尊的愿望。无怪乎董仲舒的办法被汉代所接受。
三人中只有董仲舒完全认清了君主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一立场上出发,自然就容易被接受与推崇。孔孟的错误不在其“仁义”的思想,而在于错误地分析了所处时代的需求。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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