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州的文学名著 闽都才女的简单情况：李桂玉、郭仲年

一、不可忽视的闽都才女及其写作

清代以来，福州（闽都）地区出了不少女性文人，她们凭借着各自的天赋异禀、刻苦勤奋和聪明睿智，在闽都文学史上，乃至中国文学史上谱写了一幅光彩的篇章。尽管才女的出现并非福州特有的文化现象，“但像福州这样才女辈出，且群聚结社，时常吟咏唱和，作文酒之会者则不多见”（卢美松语）。

她们的名字有：李桂玉、郭仲年、萧道管、薛绍徽、郑元昭、沈鹊应、林宗素、王德愔、刘蘅、何曦、薛念娟、张苏铮、施秉庄、叶可羲、王真、王闲、洪璞、庐隐、冰心、林徽因、郑敏。她们中间，不乏有传奇经历和特异个性，也有寻常生活和人间性情。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闽都才女的简单情况：李桂玉，生卒年不详，生活于清朝道光年间，字姮仙，原籍陇西，随夫林肖入闽，受福州评话影响，创作《三奇缘传奇》《榴花梦》。郭仲年（1837—1877），著有《继声楼诗集》二卷传世。萧道管（1855—1907），字君佩，一字道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善小楷，工诗文，好考据之学，晚年潜心哲理，著有《说文重文管见》（一卷）、《列女传集解》（十卷）、《萧闲堂札记》（四卷）、《然脂新话》（三卷）、《平安室杂记》（一卷）等。薛绍徽（1866—1911），字秀玉，号男姒，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自幼聪颖，读书勤苦，精音律，善作画，尤擅诗文，著有《黛韵楼遗集》。郑元昭（1867—1943），字岚屏，福建福清（今属福州市）人，著有《天香室词集》。沈鹊应（1877—1900），字孟雅，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擅诗词，著有《崦楼遗稿》，存诗29首，词35首。

林宗素（1877—1944），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人，早期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同盟会会员，中国社会党主要成员，曾协助兄长林白水创办《杭州白话报》，又兼任《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编务，以“女记者”“女编辑”身份闻名于上海报界。王德愔（1894—1978），福州人，诗、词、画、古琴皆长，著有《琴寄室诗词》。刘蘅（1895—1998），字修明，福建长乐（今属福州市）人，幼聪慧，性娴雅，诗词书画无一不精，著有《蕙惜阁诗词集》。薛念娟（1901—1972），字念萱、见真，号小懒真室主人，晚号松姑，福州人，著有《今如楼诗词》传世。施秉庄，著有《延晖楼词》。叶可羲（1903—1985），字超农，号竹韵轩主人，著有《竹韵轩诗集》《竹韵轩词集》《竹韵轩文集》及《何振岱先生传》。王真（1904—1971），字耐轩，号道真，又号道之，自称道真室主人，北京培华女校毕业，自幼聪慧，喜读书，师从名师习画作诗，著有《道真室集》《道真室集稿》等。王闲（1906—1999），字翼之，号坚庐，福州人，著有《味闲楼诗词》《心印草稿》《翼斋诗草》等。而王德愔、刘蘅、何曦、薛念娟、张苏铮、施秉庄、叶可羲、王真、王闲、洪璞等十人皆师从南华老人何振岱，潜心诗词书画，成立了福州第一个女性谈诗论艺的社团“寿香诗社”。

近现代闽都才女中，最著名的当属冰心、林徽因。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今属福州市）人，五四时期最早从事写作的女性作者之一，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翻译文学诸领域，著有小说集《超人》《关于女人》，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往事》《寄小读者》等，宣扬爱的哲学。林徽因最重要的身份是建筑师和建筑学教授，留下的文学作品虽不多，却让几代读者难忘她的文采和情思。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黄英，福建闽侯（今属福州市）人，身世坎坷，为文哀伤，著有《海滨故人》《灵海潮汐》《曼丽》《玫瑰的刺》《东京小品》等多部作品集。出生于1920年的郑敏是昔日“九叶诗派”中的重要成员，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著有《诗集1942—1947》《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等诗集。

（一）书香门第、诗礼之邦的文化环境是近现代福州才女形成的基础

将福州称为“闽都”由来已久。明代福州人王应山即编有《闽都记》（《湖山纪胜》），清乾隆年间又有《闽都佳话》（《双峰梦》），此书后经举人董执谊整理各种抄本而成《闽都别记》。闽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闽土著文化与中原外来文明融合的过程，“闽都文化并非自然形成，它是历史以来在福州地区主政官员持续实施政治教化与文化传播的结果。……六朝直至唐末五代，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教化积累和文化沉淀，中原文化逐步在闽中扎下深根并开花结果”。福州建城2200多年，一直是“八闽首府”，经历了多次北方民众避战乱南移潮，也直接受惠于由此而来的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文化思想和人文素质，相比福建的其他区域，福州“有更优越条件荟萃政治名流和文化精英”。历史上，先有南朝刘宋时期郡守阮弥之、管元惠、常衮等兴学堂，教稼穑，致“教化丕变”，后有王审知多方举措，“兴崇儒道，好尚文艺”，而履职福建的张伯伦、蔡襄、程师孟、曾巩、赵汝愚、梁克家、辛弃疾等都曾在福州惨淡经营，凭一己之声望，凝聚士人民心，广播文教之风；杨时、朱熹、周希孟、陈襄、蔡襄、陈烈、郑穆等更致力于弘扬经学，促成福州形成“官绅重教民风优学”的良好社会风尚，宋人吕祖谦有诗描绘福州城里青年向学书声朗朗的景象，“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近静，巷南巷北读书声”，因此，宋代的福州就赢得了“海滨邹鲁”之美誉，人文昌盛。宋、明两朝的科举考试中，福州籍文人金榜题名者，长期居于全国各州府前列，甚至出现“无闽不开榜”的现象，历来多有“三世五尚书”“七科八进士”（宋代南台林浦村）、“三科三状元”（明代福州永泰）及“四世九登黄甲，一门八授豸官”（福州大义陈叔刚家族）的科举盛事。

各地良好的文教风气的形成既有赖于主政官员的大力提倡，亦与当地的办学风尚、办学规模不无关系。福州的学校教育，“始于西晋，初兴于唐，全盛于宋，受挫于元，复兴于明，衰落于晚清”。早在刘宋元嘉时期，福州便在郡守的大力倡导之下兴办学堂、开展教育，陈衍《福建通志·名宦》中记载“昌国初为蛮地，俗不知学，弥之（阮弥之）教稼穑，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嚣”，王审知兄弟入闽后，设立四门义学，政府出资招纳来闽避难的北方饱学之士，免费教育学生。而唐以前即已设立的福州县学、府学，“经过北宋三次兴学高潮（庆历、熙丰、崇宁年间），福州的州、县学迅速扩大规模，各地书院林立，私人兴办书院、聚徒讲学形成风气”。当时，福州的学校教育进入全盛时期，建有三山书院（福州西湖）、拙斋书院（城西三山驿）、濂江书院（郊区城门乡林浦村，朱熹曾在此讲学，并题有“文明气象”匾，今为林浦小学教师宿舍）、竹林书院（台江乡竹屿村，朱熹曾讲学于此）。明代的福州书院发展迅速，数量增至20个。

书院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教育组织机构，原本是朝廷藏书、修书、刊书及侍读的地方，或是私人学馆，功能有三：讲学、庙祀、课士。清代的福州书院除沿袭明代书院的以外，出现了教会开办的新式书院。特别是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及致用书院等全省性的书院，既重视经世致用，又强调修身善道，培养了陈寿祺、陈衍、梁章钜、林则徐、陈宝琛、张际亮等大批人才。

如果说“中国的近代史由福州揭开首页”，似不为过。首先，是福州人林则徐、沈葆桢、严复等倡导放眼看世界，引进西方新理念，率先进行思想启蒙。其次，福州于1866年创建船政学堂（有人将其誉为“中国第一所科技大学”），并派出留学生，培养具备新思维和新技能的高端人才。最后，福州在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制造方面先声夺人关于福州的文学名著，在全国率先拥有第一所电报学堂，是最早启用电报通讯的城市，建造了中国第一艘钢壳舰船、鱼雷艇和水上飞机。

与这一切革新举措相呼应，福州在20世纪前后，兴起了新学高潮，新式学校接连开设。格致书院、文山女中、毓英女中、陶淑女中、三一书院、英华书院等皆创建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会中学、寻珍女中、进德女中、华南附中、华南女子学院则更早开办。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各行业新式学堂的涌现，如福建高等学堂、全闽师范学堂、福建女子师范学堂、福建官立蚕业学堂、福建商业学堂、福建农业学堂、福建中等工业学堂、福建武备学堂、福建讲武学堂、福建警察学堂、私立福建法学堂、闽江口要塞炮科学堂、福州府中学堂等，对现代教育理念的传播及现代科技基础知识的传承都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女性之接受新式教育的普及，既是重视女性家庭教育的传统的延续，更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封建意识的坚决反驳。

（二）从文学世家及传统积淀中脱颖而出的闽都才女

历史上的闽都风雅，不仅是福州城里“牙签千轴灯三尺，明月窥人伴读书。碧纱窗上影迷离，列坐喃喃课读时”（清·萨龙田《闻雨山房感旧》）的课读景象及“几处坛场浑得道，万家楼阁半封侯”（宋·许敦仁）的风光显赫，也是缙绅之家、士儒之户的齐聚与延续，“据统计，三坊七巷内历代共涌现出150名进士，360名举人（状元2人榜眼2人），410多位历史文化名人”。而三坊七巷之外的世家望族也令人瞩目，如侯官许姓世家（七世同居，五代书家诗人，更有许世安、许将、许恒父子三状元）；闽清陈氏世家（陈祥道、陈安道、陈旸，五子四登科）、高山叶姓世家（五子科甲，六世八翰林十二进士）；林浦林氏世家（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螺江陈姓世家（六子科甲、世代显宦）；汾阳郭姓世家（四代七进士九举人）；鶚里曾姓世家（四世七进士）；洗银营郑姓世家（四世五进士三翰林九举人）；武林沈氏（世代官宦，海军世家）；龙山刘姓世家（近代多出科技与社科界名人，且由儒入商）等等。可谓是名人辈出，声名远播。

永福（今福州市永泰县）诗人黄任以为，“吾闽闺秀多能诗……每宴集，各拈韵刻烛，或遣小婢送诗筒，无不立酬者。女士立坛坫，亦一时韵事也”（《黄任集》）。近现代的闽都才女多从坊巷内的世族望家中脱颖而出，缙绅之家的女性往往谙熟诗文、才华横溢。清代郑冠卿的对联“安居即是小神仙，净几明窗，不容易享在清福；努力便成佳子弟，青灯黄卷，莫等闲错过时光”即寄托着世家望族人士的人生情趣及对后辈的训诫。福州城里的仕宦之家重视家庭教育，上辈多以身作则，示范道德文章榜样，又延请名师教授子弟，培养其书香情趣、人生智慧，对于家中女儿，并不执念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陋习，反而是允许并鼓励女性耳濡目染，增进诗书才艺，其时，福州城里“闺门弦颂，比屋相闻”。如此一来，独特的人文环境加上深厚的文化底蕴，福州出才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是北洋水师军官，后受命赴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民国时期出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冰心自谓“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的故乡》），冰心的祖父谢銮恩改变了谢氏子弟的前途命运，他是世代务农的谢家人中第一个读书人，曾任福州尊孔兴文会会长，毕生讲学于福州城内光禄坊道南祠，广收门徒。冰心说：“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和满屋满架的书……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开始。”（《我的故乡》）年幼的冰心爱读文学的书，由喜欢听故事到自己找书看，进而阅读《聊斋》《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名著及《林译说部》《饮冰室文集》《天讨》等书，直至提笔写作开始文学创作的路。

闽县林氏本是望族，林徽因祖父林孝恂为光绪十五年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后外放浙江金华、海宁等地知县、代理杭州知府。林孝恂明理务实，新文化与旧道德兼蓄，在教育子弟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延请国学大师林琴南讲析四书五经、新派名流林白水教授时务经世之学，更招来外籍教师华慧德（加拿大）、嵯峨峙（日本）教习英文、日文。子侄辈多为思想解放、视野开阔的青年才俊，其子林长民（林徽因父亲）两次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毕生投入制宪运动，族侄林觉民（《与妻书》作者）、林尹民、林肇民、林文等投身革命，报效国家。

郭仲年是有“五子登科”美誉的黄巷郭氏世家的女儿。嘉庆年间的福州名士郭阶三，举人出身，任连城、同安县教谕，生五子皆中举。次子郭伯荫，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湖广总督，曾主清源、紫阳、鳌峰等书院，著有《天开图画楼文稿》《嘐嘐言》《续嘐嘐言》等。郭仲年幼时曾从其父读书于鳌峰书院中，擅诗文，嫁与凤池书院山长长乐人郑元璧子、瓯宁县学训导郑景渊为妻。

何振岱妻郑元昭则是郑葆中女孙，林则徐外曾女孙。

而寿香诗社的十才女皆出身名门世家。

施秉庄与姐妹施秉端、施秉雅三人因幼承家学、诗词画艺俱佳，更兼三人分别字：聆秋、浣秋、味秋，而被合称为“三秋”。她们出生于长乐施氏家族，父亲施景琛，号泉山老人，乃福州近代文化名人，生有四子八女，曾“首创泉山幼儿园、女子职业学校、男女两等小学校、苍霞中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投身教育，倏忽十年”。

叶可羲，则是福建船政名人叶伯鋆侄女，年幼失怙，受到伯母施毓敏（施景琛姊、著有《浣花轩诗集》《蜃楼人影等》）的照顾。叶伯鋆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为清末海军将领。薛念娟，父亲薛伯垂系前清举人，林纾好友，精研周易，曾为福建、广东两省的视学。

王真、王闲姐妹俩的祖父王羹梅，清道光举人，广州知府；父亲是以“晓斋主人”的笔名与林纾共同翻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巴黎茶花女遗事》）而大获成功的王寿昌。王寿昌，字子仁，号晓斋。1878年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研习法律、法文。清政府为修建京汉铁路向法国借款，担任总翻译。曾任汉阳兵工厂厂长、福州交涉司司长、执教马尾船政学堂。兼擅诗、书、画，著有《晓斋遗稿》，译有法国博乐克原著《计学浅训》等。王寿昌的文艺爱好对王真姐妹影响甚大，曾作诗《书真闲二女》描绘二女耽于文墨不理女红“吾家真与闲，赋性颇奇特。从不理针线，而乃耽文墨。偶论及婚嫁，愤怒形于色。谓父既爱女，驱遣何太亟。嫁女未成才，无异手自贼。请观古及今，男女讵相敌……”

随处弥漫书香的外部环境、宽松开明的家庭氛围及闽都女性的自觉自省和刻苦自励是闽都女性成才成名的最重要原因。王真王闲姐妹的不理针线耽于文墨的行径并非个例，热爱琴棋诗文的闽都才女更愿意将时间花在阅读吟诗和切磋才艺上，郑元昭有句“曾读东坡诗，始识惠山美”“爱把瑶琴弹旧曲”“竹风吹送衫儿薄，凉月初西。想那人此际，贪弄琴丝。也是篆香清袅未眠时”（《红窗月·三更》），薛绍徽有《仲秋夜读史作》、《读宋史》等作，王德愔就以为“书中有真味，熟读乐有余”，她更乐于“书窗掩碧纱，青灯宵映读”“每于窗下论文字，还向灯前读旧诗”，皆是写照。

（三）闽都才女之结社雅集

福州文人在历史上多次诗文唱和、雅集结社关于福州的文学名著，留有佳话。浦城的杨亿是两宋时期闽派诗歌的代表人物，有文集194卷（今仅存《武夷新集》20卷），其与刘筠、钱惟演等人在编纂修书之余相互唱和，诗文来往，遂有《西昆酬唱集》。据福州地方志记载，此地最早的文社，起于晚明。邓定、邓克俊、邓原岳、邓方城、邓炽昌、邓芳洲、邓硕卿等结社于竹屿，时称“竹林后七贤”；明朝万历年间，长乐人谢肇淛也曾在福州与名士来往，诗文唱和，切磋文艺，增进学识。万历六年，谢肇淛随父居福州朱紫坊，与徐熥、徐勃、曹学佺等人交游，组织莲社。万历十七年，因“上春官不第”（没考中进士），谢肇淛归隐福州罗山读书，多年后他的《过法海寺》诗曾这样描写旧日读书处：“当年甲第倚云开，此日惊登般若台。金地已成新法界，罗山还属旧如来。春深别院无歌舞，水落寒池有劫灰。二十年前读书处，题名强半没苍苔。”在此期间，谢复与徐熥、徐火勃及陈汝大、陈汝翔、陈振狂等人结社吟咏，从此诗名大震。万历三十四年，因父亲去世，已升任南京刑部主事的谢肇淛回闽守制三年，常与城中名士来往，交流诗艺及藏书心得。万历三十六年（1608），福州的荔枝大熟，有所谓“绛囊挂树，夕阳照射，满天红云”的景象，谢与徐勃等八人作荔枝会，组织红云社，相约定“不得沉湎滥觞，混淆肠胃。每会必觅清凉之地，分题赋诗，尽一日之游”（徐勃《红云社约》）。

聚红榭词社更是闽派文人雅集的一次盛宴。该词社由长乐谢章铤首倡。社名的由来似源于一份友谊。1852年的一天，谢章铤与钱塘高思齐（文樵）话别于漳平友仁书院，“……酒酣，联《满江红》调题壁。越数日，适逢重九，文樵复饯余，重叠前韵，和着十数人”（《赌棋山庄词话》卷五），“钱塘高文樵以《满江红》词与余定交，喜甚。作词遂不用他调，自号‘聚红生’，名余辈填词之处曰聚红榭，并自镌‘聚红社中人’小印”，此后遇有合适机会，谢章铤遂邀请高文樵、徐云汀等人在家结聚红榭。

聚红榭雅集活动完全是文人才子的才艺展示和智力比拼。该词社吸引了当时的闽中诸多才子，除谢章铤、高思齐、徐云汀、林天龄、刘勷等原始社员外，另有宋谦、刘三才、李应庚、刘绍纲、陈文翊、马凌霄、王彝、王廷瀛等十五六人，为相互促进技艺、激发各自能力，词社每次活动时，往往模仿科场考试规矩，征题决胜，“焚数寸之香，低头就坐，墨不停磨，笔不辍挥，吟哦之声，若断若续。既毕，录之别纸。以二人为考官，隐其姓名，第其甲乙，去其优劣惟其命，异等则有赏，其得若熹，其失若愧，坐着立着，耸耳以听，不啻就试望榜时也”。

“结社”这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数百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琴棋书画是中国文人的重要才艺，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情趣所在，古代文人的结社，或为酒会，或为品茗，或为赏花，甚至有如红云社诸君，专为品赏荔枝而设，显出一派风流雅致，也是文人加强联系、交流感情、增进才艺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古代的仕女闺秀，虽足不能出户，却也羡慕男子的风雅做派，模仿他们结社联吟，借此一展才华。

福州地区的女子多乐观向上、积极自主。此地既诗会文事，蔚然繁兴，名媛秀女亦多能诗会画，才艺外现，风流蕴藉。黄任的《十砚轩随笔》曾夸赞身边的女性亲属“……多能诗，更有结社联吟者，若廖氏淑筹、郑氏徽柔、庄氏九畹、郑氏翰莼、许氏德瑷及余女淑窕、淑畹，皆戚属，复衡宇相比。每燕集，各拈韵刻烛，或遣小婢送诗简，无不立酬者。士女刻坛坫，亦一时韵事也”，这几位令人称羡、才高八斗的才女，包括黄任妻子庄氏，能诗，曾有句“万里寒更三逐客，七年除夕五离家”寄夫婿，将一腔独守空房的怨妇情绪抛向长期漂泊在外的丈夫；女儿淑畹的诗句“朱户半扃人语碎，粉廊回合鸟声多”（《春阴》）、“坐久不知更漏尽，满天凉露湿轻纱”（《残月》）很是不错；外孙女林琼玉的诗“疏影楼头问起居，迩来诗思复何如。知君多为梅花瘦，我比梅花瘦有余”（《寄许德瑗表姊》）更表现出过人才气。

由黄任的记事看来，当时女性的文艺活动多局限于家庭内部，是家庭内部母女、姐妹之间的诗文唱和。此后，随着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开放，闺秀们的文艺活动逐渐由家庭之内扩大到家庭以外，交往的对象也由亲友之间的唱和扩大到与非亲友关系的男性、女性相往来，走向社会的趋势更加明显，直至寿香诗社的出现。

1935年成立的寿香诗社，是福州地区第一个有女性参加并现场创作诗词的诗社。有女诗人王德愔、刘蘅、何曦、薛念娟、张苏铮、施秉庄、叶可羲、王真、洪璞、王娴、刘明水等十一人，她们拜何振岱为师，约定每月集会一次，临场拈题，限时限韵，当场品评。至1942年，词作积有王德愔琴寄室、刘蘅蕙愔阁、何曦晴赏楼、薛念娟今如楼、张苏铮浣桐书室、施秉庄延晖楼、叶可羲竹韵轩、王真道真室等八家词集，合刊《寿香社词抄》一集及《诗钞》（未曾刊刻，只分抄数册归各人分存）。何振岱谓《寿香社词抄》“虽小道有足观，斯大雅所不废”（《寿香社词抄》小引）。

同一时期，林徽因位于达子营北总布胡同的客厅更成为1930年代京派文化人的雅集之地，这位思维敏捷、学识渊博、言语犀利、见解独到的建筑师更兼评论家将金岳霖、钱端升、梁宗岱、张奚若、周培源、沈从文、陈岱孙、陶孟和等对文艺、学术问题多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吸引到这一散发精神光彩和汇集思想交锋的“公共空间”，也吸引并接纳了萧乾、卞之琳等在校大学生，“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费蔚梅语）。1930年代的北京较之福州显然多了一份近代以来思想解放衍生的文明和宽容，当何振岱规定寿香诗社女诗人可以参加其他诗社团体的活动但男性文人却不得参加寿香诗社的集会活动时，林徽因主持并主导了“太太的客厅”的文艺活动，当仁不让地成为这片由智慧、学养、辨识力和口才交织而成的精神场域的灵魂和绝对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