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跨世纪的文学巨子,托马斯·哈代( Hardy,1840—1928)在19世纪生活了60年,在20世纪度过了28年。如果用时间来划分他的文学创作,哈代的小说都是在19世纪完成的。由于小说《无名的裘德》(1895)出版后受到宗教界和舆论界不公正的猛烈抨击,他愤然停写小说,把余生精力全部投入诗的创作。其实他的文学生涯是从写诗开始的,从未间断,只是最后又以写诗终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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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反传统

在哈代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现代派小说发展的倾向。就小说的内容而言,哈代是反传统的。他不沿袭传统格局,不把善与恶的斗争作为小说的主题。他努力发掘人物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的社会内涵,着重表现人物性格中的二重性或复杂性。《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复活,都是离经叛道式的人物,也可说是反传统的主人公。苔丝,一个贫寒出身的农家姑娘,先失身于贵族后裔艾列克,继而在新婚之夜被安玑儿遗弃。后来,迫于生活,她在绝望中又同艾列克同居。在安玑儿悔悟后回到她身边时,她毅然杀死艾列克,与安玑儿一齐逃亡,后来被绞死。这样一个既美丽善良,又极富叛逆精神的女性在英国传统小说中是很少见的。很多评论家称苔丝为“提前跨入20世纪的维多利亚女性”。当今西方许多大学的文学课之所以把《德伯家的苔丝》列为现代小说,与苔丝这个现代女性的塑造不无关系。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对神灵的亵渎是对基督教文明的叛逆。裘德和休热恋时哀叹,他们俩“早出生了50年”。哈代预测,若是50年后,裘德与休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同居,将是合乎时代潮流的行为。可见,哈代的思想早已提前进入了20世纪。

《苔丝》第一版扉页

哈代笔下的主人公多是出身社会低层的普通人。他写他们的劳动(如《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挤牛奶),写得很具体,然而却没有或很少反映他们物质生活方面的艰辛。我们读盖斯凯尔夫人的《北与南》、汉弗里·沃德夫人的《玛西拉》两书,看到这两位作家描绘农民物质生活的困苦。哈代在这方面着墨不多。他着重写人物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物质上的匮乏。哈代珍惜人的感情,尤其是人的同情心,主张人际关系中有仁和爱,人对动植物以及一切有生命之物都要有仁和爱。他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追求炽烈的爱情和丰满的精神生活,他们是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爱情上遭受挫折、精神上受到刺激时才陷入痛苦之中。物质上的得失,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还乡》里的女主人公游苔莎是激情的化身,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爱得发狂。《卡斯特桥市长》中亨查德的死,与其说是事业上的失败,不如说是爱的失落——情人露西塔的爱、继女伊丽莎白·简的爱都相继失去,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垮了。苔丝生活穷困,工作劳累,她可以忍受。但是,她忍受不了爱情上的挫折。新婚之夜,苔丝奉献给安玑儿一颗坦诚的心,告诉他自己上当受骗而失身的往事。安玑儿大为震动,失望、痛苦之情形于色,说出了刺心的话。苔丝的心碎了。她的哀求声感人肺腑:

“你看在咱俩相爱的分上,饶恕我吧!……安玑儿,我以为你真爱我——爱的是我这个人,是我这个人啊!要是你真爱我,你爱的真是我,那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已经爱上了你就要爱到底——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栽了多少跟头,我还是同样爱你,因为你还是你呀!”

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次浪潮来到时,文艺作品的主要人物在爱情上往往是得意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这两个艺术形象就是浪漫主义作品的典型人物。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这一诗剧中,幻想在人间建立天堂似的乐园。哈代则不同。他的早期小说,如《伊沙贝塔的才能》(1876)中的爱情题材,还带有喜剧的成分。随着他思想的变化和创作技巧的成熟,他中、后期小说的爱情题材都是悲剧性的,主人公中没有胜利者的欢乐形象。他在《雪莱的云雀》一诗中写道,这种“欢乐的鸟已经掉落在地上死去了”。《远离尘嚣》(1874)、《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等名著无不以爱情为题材,无不描写多角的爱情纠葛,也无不表现爱情之路充满荆棘,以悲剧性的结尾告终,从而揭示人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客观现实的矛盾,使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在哈代看来,社会是冷漠无情的,它只能扼杀人们的愿望,不会提供满足愿望的机会。

说哈代是悲观主义者的人甚多,但是写悲剧的人不一定都是悲观厌世者。哈代的“悲”是一种悲愤,不是自我哀怜的无病呻吟,而是与人世间的苦难相通的博爱之心。

其实,说哈代是悲观主义者未必公平、妥切。哈代受达尔文影响,是生物进化论者,受斯宾塞的影响,是社会进化论者。他认为,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努力适应环境,必须像达尔文主义所宣传的那样,“在丛林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小说《伊沙贝塔的才能》中的女主人公伊沙贝塔是一个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善于适应环境、克服困难的女性。作为一个有姿色的女人,她是男人追逐的对象,而且她又受着传统观念和世俗偏见的制约。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不懈地奋斗。书中有一段关于野鸭的描写寓意深刻,象征生与死的搏斗:

野鸭善于潜水,先在某处水面钻出来,接着又神出鬼没地在水池两头的水面冒出来,鹰飞到水池一头时,它却在水池另一头浮现。最后敌人只好放弃追逐飞走了;从它摆动的翅膀可以看出,它像魔鬼似的神态阴郁。

哈代擅长刻画妇女形象,尤其对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有深刻的理解。读者不难发觉,苔丝这个女性悲剧人物比裘德这个男性悲剧人物更生动、更感人。哈代对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压迫下的妇女怀有深切的同情。苔丝这样一个与男人同居,并犯了杀人罪的女人,被他称作是“一个纯洁的女人”而大加赞颂。哈代站在妇女一边向传统的婚姻道德观挑战。他公开宣称,如果夫妻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就应该解开联结他们的婚姻纽带;强加于人的、没有爱的婚姻关系只能使人痛苦,造成悲剧。他主张修改英国的婚姻法。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革命思想。

长篇小说:反宗教

哈代在青少年时期虔诚地信仰上帝。后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逐步发展到摒弃宗教。他目睹世上芸芸众生受苦受难,而上帝却无动于衷,终于觉悟,于是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人和未来。他认为:

仁慈的上帝的理论已经受了数千年的考验,结果产生现在这种不体面的、声名狼藉的局面的,恰恰是这个基督教影响最深的欧洲大陆!推行一种不好也不坏的上帝的理论(像《列王》中的上帝)也许值得一试。

《还乡》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人们在埃格登荒原尽情疯狂地跳舞。作者写道:

此时此刻,他们心目中的异教信仰复活了……他们崇拜的只是他们自己。

在这部小说中,哈代塑造了一个不信教的女主人公游苔莎。她到教堂去做礼拜时,用编织针刺当地一个修女的胳臂,修女的叫声顿时使肃穆庄严的教堂乱作一团。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作者问道:“苔丝的保护人在哪里?她那诚挚信仰的上帝在哪里?”

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仁慈的上帝”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书中的主人公裘德的理想是献身宗教,传播基督教教义。他想进神学院学习,日后在教堂当牧师。但是,这个善良的青年的理想以及他为实现理想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带着痛苦和失望,他同上帝彻底决裂了。书中有这样一个亵渎上帝和基督教的插曲——裘德坐在车上想着日后怎样成为一个出色的牧师时,艳丽的阿拉贝拉把一条猪鞭扔在他身上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复活,把他神圣的思索打断了。在当时,这种描写对基督教和上帝是何等的大不敬!

在19世纪的英国,官方对出版物的审查是很严格的。亵渎上帝的文字和内容当然在删除之列。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审查官的干扰,哈代小说中反对宗教的言论或情节肯定会比现在读到的还要犀利得多。

长篇小说:诗人的写法

哈代用诗人的眼光看待大自然,善于描写景色。但是他的描写又不同于传统的英国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笔下的英国乡村景色大多是田园牧歌式的。哈代描写的自然景色的基调沉重灰暗。天上乌云笼罩,地上一片苍茫;时而狂风怒吼,时而骤雨如注,时而迷雾四塞。在他的小说中,春光明媚的晴朗天气不多。他喜欢用阴沉的黄昏、无星的黑夜作为背景,呈现给读者的是苍茫朦胧之美、荒凉粗犷之美、沉郁凝重之美,与传统的自然景色——柔媚明丽之美形成对照。在《还乡》中,他写道:

……人们知道,牢狱的墙壁往往呈现出一种气势,能比宏大得多的宫殿还威严。正因为荒原有这种气势,才具有常人认为美丽之地所缺少的崇高卓绝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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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不同凡响的描写!

这不凡,在于景色的描写中有强烈的象征性,这也正是哈代诗意写法的一端。暗淡景象象征艰难时世。他写这样的景色,不仅因为他本人反传统的审美趣味,更是为了给他所写的悲剧制造气氛。他在《还乡》中这样评价景色描写:

旖旎的风光配上欢快的时光自然好。可是,唉,要是时光并不欢快,那怎么办呢?人们有时心里难过,多半是因为周围的景物过于艳丽,使人们的心情感觉受到了景致的嘲弄,却很少有人由于周围的景色过于凄凉而感到心情压抑。埃格登荒原的魅力在于它能唤醒人们心灵中那种比较细腻和匮乏的天性,那种新近才迸发出来的感情,而不是那种为柔媚明丽所感动的性情。

的确,人们要问,那种以柔媚明丽为美的唯我独尊的传统地位如今是否已面临末日?

在哈代的笔下,一叶草、一棵树、一池水、一片云、一股风都是具有灵性的生命实体,都可说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前面已提到过《还乡》中对埃格登荒原景色的描绘,现在再让我们来细读一番:

十一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黄昏时分,那一片没有界篱隔断的广阔旷野——人们叫它“埃格登荒原”——也渐渐黯淡下来。上面,灰白色的浮云笼罩着苍穹,像一顶帐篷,整个荒原就是它的毡席。

天上挂的既是灰白帐篷,地上铺的又是那苍莽的灌木丛,于是天地交接处就出现了一条清楚的线。在这番衬托下,荒原显露出来的景象就像是黑夜降临前的时刻;夜已经撒下了灰蒙蒙的网笼罩荒原,白昼却分明滞留在天际……仅从颜色看,荒凉的景象使黑夜早来了半小时,同样使曙光迟到半小时,使正午景色惨淡无光;暴风雨未来之际,荒原已预示风暴阴沉的面目;无月光的午夜使荒原更加黑暗,使人见了心惊胆战。

苔丝

苔丝无疑是哈代在人物塑造上的高峰。在她身上,既可看到勤劳、勇敢、朴实、善良等劳动妇女的美好品质,又闪烁着敢于冲破旧礼教束缚的叛逆精神。在小说的第38章,苔丝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心里明白,追捕她的人正在跟踪搜索,她同安玑儿在一起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但她并不慌乱,同安玑儿商量她死后的安排,将妹妹的终身郑重托付给他。追捕者到了,她还酣睡着。待到她醒来,她只静静地问安玑儿:“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他们已经来抓我了?”

“是的,亲爱的,”他说,“他们已经来了。”

“这是意料中的事,”她低声说道,“安玑儿,我几乎是高兴的——是的,我是高兴的。这几天我所得到的幸福不可能延续下去。太强烈了。我已经尽情地享受了这一幸福;现在好啦,我不会活着让你看不起我!”

她站起来,振作一下,大步向前走去。追捕她的人一个也没有动。

“我准备好了,”她平静地说。

当狂烈的爱的风暴过去后,死神悄悄地逼近了。苔丝是用一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毫不胆怯地向死神走去的。多不平凡的平凡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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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莫尔谷,苔丝的主要场景。汉布尔登山朝向斯托顿塔

苔丝最后奔向的地方是索尔兹伯里郡平原上的史前巨石群,在那里的一块石板上睡了一觉后才被抓走。这一细节引起过批评,但哈代是有意为之的。他把一个弱女子的命运同史前人对天神的恐惧联在一起,加强了造物不仁的效果,也扩大了苔丝的悲剧的普遍意义。这也是象征和神话的妙用,只有想象力丰富的诗人才能做到。这一结局比什么都清楚地展示了哈代小说的诗的性质。

短篇小说

哈代一生写了47篇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命运和蓝色的斗篷》1874年在《纽约时报》上刊出,而多数短篇写于1880年至1900年。

这些短篇有明显的威塞克斯地方情调和特点,但在许多方面又与他的长篇不同。他的长篇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往往对传统观念、对不公正的社会进行抨击或控诉;他写短篇却像一个人在紧张工作之余,冬夜炉旁,给朋友或孩子们娓娓动听地讲一两则威塞克斯故事。他的短篇多描写乡间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和生活中的阴差阳错,组成一幅又一幅生动的民俗风情画,古朴淡雅,徐缓温和,使人感到亲切,颇有点像乔治·艾略特牧歌式的小说。读完哈代的长篇后再读他的短篇,就像是从阴沉寒冷的黑夜步入春光明媚的白昼。

哈代在短篇小说写作中采用民间传说的技巧。开篇特别注重背景和景物的描绘。他善于把错综复杂的事编在一起,内容充实,离奇曲折的情节同不加雕饰的内容十分协调。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突出。自然景象与人物配合得水乳交融,使故事的场景显得十分生动。故事的展开虽然缓慢,节奏也欠明快,却能引人入胜。

诗人

英国文学二十世纪的开始我们说哈代同叶芝是比世纪初别的诗人更伟大的诗人,但是他们“还暂时地处于诗坛的边缘”。

两人处于边缘状态,各有原因。以哈代而论,原因之一是他虽从小喜欢写诗,但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起,一直忙于写小说。等到《无名的裘德》于1895年出版被社会上一些卫道之士指摘为“有伤风化”,他才愤而停写小说,回过头来写诗。第一部诗集《威塞克斯诗集》出版于1898年,而其史诗剧《列王》(1903—1908)则完全是20世纪的产物。

自哈代1928年逝世以来,他的诗逐渐受到更大的重视,诗名几乎掩盖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声誉。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哈代的诗又成为一大批英国诗人的楷模。像奥登、C. 戴-刘易斯、拉金和约翰·贝奇曼等英国著名诗人都是哈代的崇拜者,深受哈代诗风的影响。拉金还称哈代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哈代的诗比小说更能表露他的思想和感情。正是在他的诗中,我们得以看到诗人敞开的心灵——对逝去爱妻的怀念,对年少时一往情深的少女的眷恋,对生物的爱护,对友人的思念,为生灵苦难的呐喊,对人的讴歌,对战争的憎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宇宙神秘的困惑,对上帝的失望。因此,哈代的第二个妻子弗洛伦斯·哈代曾经说:“要知道哈代的一生,读他一百行诗胜过读他的全部小说。”1923年8月,哈代在给克莱夫·霍兰的信中也说过:“如果你读我写的《诗集》,你从中获悉的有关我个人的详细情况将胜过我们的会晤;诗中表达的事情比小说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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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看,依然是漆黑一片,

刹那间,生活把手抬起,

露出光辉的明星一盏,

一颗明星升起在潮雾迷漫的远方,

放射出照亮天际的光芒

像火炬般明亮。

啊,美好的明天!

从今后 再也不会有

今朝这番忧愁。

让我们借助 希望,

因为光明 即将来临,

再也不会有遮住光明的黑暗——

没有黑暗!

风儿载着我们

像载着过眼烟云的往事,

向黎明飞驰 迅速地靠近黎明;

云雀为我们歌咏

灿烂的曙光

曙光即将来临——

即将来临!

抹掉黑暗的记印

穿上红色的鞋

修理好、重新拨正 断了弦的六弦琴,

用琴声掩盖 哀伤的话语声,

夜空的浮云已经露出光明,

明朝的曙光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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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来临

哈代也写了不少反对战争的好诗。1899年,当英国发动对南非的侵略战争时,他愤然写下了《离别》一诗。

送别的乐声慢慢消逝,

战舰乘风破浪去远征——

在苍茫的天际留下渐渐变小的形影——

此时连显眼的红色烟囱也黯然失神,

到处是一片离别的气氛,

伴随着战士上船沉重的脚步声,

仿佛是人们不断地在问:

“啊,好斗的条顿人、斯拉夫人、盖尔人,

难道你们为了怒气冲冲的争论,

就用人的生命——

作为手里玩弄的木偶那样打个不停?

何时才能有我们梦寐以求的明智国君,

在每个自豪的国家把令行,

让爱国主义像上帝那样,

不屑只当某一地域的奴仆,

而像自由的鸟,

使全球的国家相处如睦邻?”

《列王》

一百多年前,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间,写出了长篇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这部以拿破仑侵略战争为题材的、史诗般的文学巨著震撼了世界文坛。这部小说问世后30年,哈代用同一题材写了历史诗剧《列王》。1908年,当这出共分3部、19幕、130场的大型史诗剧的最后一部出版时,也轰动了整个英国文坛。这两部以拿破仑侵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虽然都以篇幅宏大、气势雄浑著称,然而,《列王》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在读者中的声誉却远不如《战争与和平》。原因之一是,这个剧本很难读懂,而且史诗剧这种文学体裁又不易为20世纪的读者所接受。一般读者看完这部作品就不容易,欣赏它就更难了。连英语国家许多喜爱哈代小说的读者也未能领略《列王》的文学价值,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可见,《列王》这一世界文库中的珍品未被广大读者所接受。

《列王》虽然对许多读者说来仍然是陌生的,但它是西欧文库中表现拿破仑时代最富有想象力的巨著之一,这一点似乎并无争议。从《列王》这部史诗剧可以看出,哈代是历史学家、剧作家、史诗作者、诗人、散文家和哲学家。说他是历史学家,因为他像爱德华·吉本写罗马帝国兴亡那样,写下了拿破仑帝国的兴亡。说他是史诗作者,因为他写的《列王》就形式、内容和规模而言,都酷似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列王》中宏伟壮观的战争场面使人想起《伊利亚特》,而主角拿破仑又很像《失乐园》中的撒旦。《列王》作为一部历史剧可以把作者列入莎士比亚等剧作家的行列。哈代写《列王》显然受到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以及罗伯特·布查兰的《国王之剧》的启发。《列王》也充分显示了哈代的诗才。剧中不少抒情的描写具有伟大诗人华兹华斯抒情诗之美。

《列王》是一部无法上演的剧本。地上的人物和天上的精灵往往同时出场,人物在地上活动,精灵在云端评说,而舞台太小,无法容纳这种场面。哈代在《列王》的前言里指出:“读者很容易看出,《列王》一剧不是为演出而作,而是为了让它在人们的脑海中一幕一幕地呈现……”此剧有许多生僻的词语,读懂尚且不易,听起来更加费解。

诗人哈代又是不能同小说家哈代截然分割的。他在诗里表达的思想和人生哲学也正是他的小说里所着重的。回头看他的小说,我们也更加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些诗化的小说。不论写诗还是写小说,哈代都是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但由于他的诗人气质,又不是一个一般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作品中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写农村实况没有人能比哈代写得更逼真,而同时也没有人能比哈代写得更有诗意。现实主义同诗的想象力的结合始终是哈代的不可企及之处,而这一结合是贯彻在他的全部散文和韵文作品之中的。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心长力绌,不足之处,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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