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文学起步有好几个缘由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于广西，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创作中心主任，广西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另有《东西作品集》（8卷）等出版。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悔录》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2005年度小说家”奖，《篡改的命》获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

田耳，湖南省凤凰县人，1976年10月生，小说家，著有中篇小说集《一个人张灯结彩》、长篇小说《天体悬浮》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等。

田耳:读者阅读访谈作品，对访谈对象的经历是很感兴趣的。文学评论者也常要分析作家经历和作品之间不可忽略的关联成分。很多知名作家回忆往事，幼年时身边总有一个会讲故事的亲人或者乡亲，开启他的文学之思。你的文学起步是因为什么呢? 村里有没有一个特别能讲故事的人，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东西:其实，我的文学起步有好几个缘由。首先，母亲对我影响非常大。母亲有很多牢骚和委屈， 她没法跟别人说。每次赶集，从家里到集市的山路特别漫长。赶集路上，她会和我不停地唠叨，都是些小事情。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文学的种子，但现在想想可能就是。因为她讲人情世故时，我的幼小心灵就会跟着思考。

田耳:母亲的唠叨中文学名著衰落现象，你体察了最初的人情世故。

东西:可以这么说，最初引领我思考的不是故事，而是唠叨，但母亲的唠叨里面包含了无数的小故事。另一个原因，我一直认为，也反复跟人强调，乡村是叙事性的。这种乡村的叙事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一个透明的社会，张家长李家短，某种意义上说，我 文学的种子就是从邻居们吵架开始的。所以现在台 词、对话写得好都和那个时候喜欢听别人吵架有关， 吵架的人都在自辩，都在说理，听多了自己也会说理自辩了。我们可以把吵架的过程想象成戏剧画面、台词或对话。吵架的话语后面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他们为什么吵? 有可能是偷情，有可能是夫妻不和，有可能是因为政策带来的压抑文学名著衰落现象，有可能是因为贫穷，也有可能是分配不公平，等等。这种叙事性对写作者来说是幸运的。我从吵架中提前看到了社会的复杂。

田耳:也可以说，你从吵架时的谩骂中设想、还原了背后埋藏的故事。

东西:还有一个写作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经受太多委屈，想要发泄出来。说白了，就是愤怒出诗人。我的父母没文化，经常吃别人的亏。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便要求我记录他们每天的工作。那时村里十天半个月才评一次工分，到了秋天，村里以工分来分配粮食。村里有文化的人都会记录自己每天干什 么，但没文化的人就凭大脑记忆，若是记不起来，准 如白干，拿不到工分。我从三年级就开始帮父母记 出工，当时很多字都不会写，比如某些地名，比如“媷草”的“媷”字，虽然留了一些空格，却基本能表述清楚。为了十天后评工分不被质疑，有时，我还要记录当天出工的人还有那些，在地里发生过什么事。也许这是我最早的写作。每当村里评工分时，别的有文化的人一家去一个，但我母亲却要带上我，我则带上一个破烂的小本本。部分村民因为我的记录而恢复了当天出工的记忆。这让我有机会过早地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我的家里成分不好，母亲是富农、四类分子，每当村里要落实批斗指标时，指标往往就落到我母亲的头上。有一次乡里开批斗大会，最后一个被押上台来的就是我母亲。我在家里的喇叭底下听批斗，村里那些道貌岸然的人轮番上去表态，说我母亲带头捡青㭎籽，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当时我家连一颗青㭎籽都没捡，相反那个揭露我妈的邻居家却捡了好多。有人说我母亲唆使我父亲装病，不去修公路，可就在批斗我母亲的这一刻，我父亲就在工地上。我是在我满姐的陪伴下，听完那一场批斗会的。我幼小的心灵被严重地伤害。我只 7 岁的时候就知道了什么叫信口雌黄，什么叫指鹿为马，什么叫颠倒黑白。为什么后来我会写《反义词大楼》? 因为我痛恨谎言。

田耳:你小说里的荒诞性，其实是和你经历密不可分的。

东西:我不觉得这是荒诞，这是我经历的真实。和马尔克斯一样，我们看他搞出了魔幻现实主义，但他觉得他写的一切都是真的。

田耳:特别是童年的时候，真实与荒诞，真实与梦境常常是密不可分。能长期葆有这种状态的，往往就具有了成为优秀作家的潜质。

东西:读高中时，我的作文突然被老师当作范文表扬，我就想将来能不能做一名作家? 实际上文学的种子就在这时埋下了。但这时的理想还不敢树得太高，因为我还不知道未来会考上什么样的学校。能跳多高? 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我最现实的理想就是做一名语文教师，最好是初高中的教师。

田耳:后来您考上河池师专，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广西作家的摇篮，是广西文学界的“黄埔军校”。

东西:在河池师专我受到多位老师的影响。韦启良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对文学的理解和他的性格、为人、学识对处于成长期的我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李果河老师，他经常写些小说、散文来发表，稿费单子频频寄来，这让我特别羡慕。当时稿费很高，一个短篇小说能抵一个月工资。80年代是一个八面来风的年代，改革开放了，我们得以吸收和恶补来自全世界的文化营养。如果说我的身上携带着文学种子的话，那么到了河池师专就开始发芽生长了。

田耳:河池师专时，你还进过文学社，包括凡一平、黄土路、田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文学社时， 你的写作和发表还不是很突出吧?

东西:对。其实那还只是我文学的初期，初期到还看不见希望。文学在 80 年代很火，是个显学，很多人都愿意去从事，稿费高，地位高，对我充满了诱惑。

田耳:作家地位的高低，一直都离不开收入多少的判定。那时候的作家是收入和社会地位双高阶层。

东西:那时的收入渠道很有限，不像今天可以办公司，可以倒买倒卖，可以网上开店。当时除了工资基本没有别的创收门路，而写作倒是一条，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这条道。

田耳:那时的明星就是作家。当时作家有这样的地位，和整个社会背景是否有关系?

东西:肯定有关系。“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憋了长长的十年，到了 80 年代，终于可以说点真话了。于是，作家们放开嗓门，伸展手脚，“伤痕文学”应运而生。“伤痕文学”是积极介入现实的，里面有控诉有反思，也有困境下美好的人性。文学除了审美功能，还起到“鼓”与“呼”的作用。那时，读者特别多，好小说一出来，争相传阅。随便问一个人，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基本都答“爱好文学”，就连征婚广告上都注明“本人爱好文学”。

田耳:那时候文学社团也很活跃。

东西:师兄田湘创办了一个“新笛文学社”，他当社长，凡一平是副社长。参加文学社是有好处的，因为文学社有一张报纸，四个版面，大概一两个月一期，社员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还有稿费。那时的文学活动很频繁，学校也支持，常请一些名家到校做文学讲座。《金城》杂志社主编聂震宁老师不仅自己来河池师专讲课，还邀请了他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们来讲，那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作家，像张石山、刘兆林等等。

田耳:河池师专在培养作家方面有很好的传统， 也有现实的推动力，最起码，你在河池师专可以进一步巩固当作家的志愿。

东西:师专时期，我就向外投稿。那时大学生都有个榜样，就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喻杉，20 出头的她写了《女大学生宿舍》，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引起不小的轰动。这对全国大学生的激励作用非常大，很多学生都想像她那样靠写作成名。每当我写了小说一投出去，就幻想编辑部会来信采用。如果在大学时候就在省级以上的文学刊物发表一个短篇小说，那就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甚至能改变命运。

田耳:对，那年代刊物的采用通知好比中大奖，一篇稿子吃上作家饭，一辈子都赌赢了，这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无与伦比的。

东西:所以我在学校里就希望能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投了两三次稿都没成功。

田耳:那你投的少是因为信息闭塞，还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 抄稿花时间，投稿花钱，这对一个学生都是不小的付出。

东西:不是，主要是写得太少。刚开始写的时候，写个短篇都很吃力。我的技巧不成熟，只凭一时的冲动去写，我实力还不够。后来我就调整策略，先写些小诗歌。1983 年，我在我第一次在公开刊物发表了诗歌《山妹》，得了 8 块钱稿费。当我拿着汇款单去邮局时取稿费时，那种兴奋难以言表。

在河池师专我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上了写作课，受了专业训练，这样的引导是很重要的。老师列出书单，我们就按书单来借书。寝室里的同学经常会拿出书单来比较，这就是一种较劲，大家在比赛读书。当时河池师专还有一项专业训练就是刻蜡板，我们寝室的同学借练习刻字的机会把蜡纸攒起来，刻上自己的文章，印成一份份报纸。这份小报叫《滴水》，水滴穿石的意思。小报印出来后，我们分发给 各个寝室的同学。

田湘毕业后，新笛文学社由我们年级接管，我是副社长。期间我们组织了全校的征文比赛，获奖名单贴在食堂门口，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文学社的活动，也让获奖者倍感自豪。经费紧张时，我们还到食堂门口去卖报纸，赚到的钱用作文学社的活动开支。

田耳:不难看出，河池师专对你最终成为作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东西:1985 年 7 月份我回到家乡天峨县当高中语文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由于地方文学杂志的衰落，报纸副刊成了培育文学新人的园地。《河池日报》有一个名为“红水河”的副刊，刊登微型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

田耳:我记得当时副刊还会连载长篇，我父亲常常把副刊上每天连载的那部分长篇小说剪下来，贴成一本书。

东西:《河池日报》之前发过我的文章，所以我就坚持一直向它的副刊投稿，19 岁的我对创作激情澎湃。

田耳:其实你的文学理想不算建立得特别早，而是你经过了80年代一个人成为作家的标准化道路，包括好的导师、好的环境，还有文学社、报纸副刊的推动作用，这基本就是 80 年代作家形成的标准流程。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的文学理想，你当作家的冲动开始时并不是特别明确?

东西:当作家不是我最早的职业理想，因为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作家。我得一边教书一边练习写作。当时我还有一个文学榜样，就是刘心武，他是一名中学老师，教书育人的同时写出了很多好作品。

田耳:在你的意识里，作家是可以作为职业理想来对待的，后来你经过的每一步都对你成为作家有着推动作用。

东西:是的。主要是有文学理想，机会才可能光临。到了天峨中学后，我主要还是看书，对成为作家充满渴望，但因为工作忙，写作的时间极少。利用时间的空隙，我经常写些豆腐块给《河池日报》副刊，短篇小说只有寒暑假才能集中时间来写。

田耳:在你写作的早期，对你写作影响较大的作家是谁?

东西:鲁迅。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模仿鲁迅的语言，同学看后都说像。有时甚至学习他的思考方式，但终究只是模仿，离他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毕业后我喜欢过一阵子郁达夫，因为他写风景写得非常好，像《故都的秋》连扫帚的印记都写出来了，非常细，非常美。看他的《迟桂花》时，我宿舍门前的两株迟桂花开得正浓，那种香与文字打成一片。后来我写《怀念两棵桂花树》，就是写读郁达夫文章时的感受。从鲁迅身上我找到深刻，而从郁达夫身上我找到了真实。郁达夫不做作，不装，敢于解剖甚至暴露自己，这与青春期的我不期而遇。后来我又读卡夫卡、沈从文，大量补充文学营养，即使在工资很少的情况下，都坚持订《世界文学》、《文学报》、《文学评论》及其它杂志。那时，收发员就是我的天使，因为除了从她手里收到报纸杂志外，还偶尔收到稿费单。我在一个偏远的、交通闭塞的县城，但看的书和都市人是一样的，分享的是一样的文学资源。此间，我系统地看了沈从文的作品，因为我的乡村和他的乡村有相似的地方，植物也差不多。我是湘人，祖先移到了广西，生活里的字句在沈的小说里能找到对应，读来十分亲切。

由于平时当班主任，课业较重，为不影响教学，我写作主要靠假期，一个暑假能写一个短篇，一个寒假也能写一个短篇，加上写一些散文、诗歌。小稿投《河池日报》基本能发表。

田耳:在那个尚未生动起来的时代，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一篇发表就会让你觉得自己与世界存在某种紧密联系，会让你对未来充满憧憬。

东西:可以这么说。

田耳:当你发表作品后，是不是很快身边就有崇拜者，围着你讨教，叫你老师?

东西:没有。发表作品后，你会很自豪，周围的同事会羡慕你，对你的才华认可，县里的文学爱好者也喜欢你的作品，但是没有交流。发表多篇作品以后，我感觉我还像一个没有被发现的人。最终《河池日报》发现了我。一个暑假，《河池日报》副刊部主任覃革波先生叫我去做见习编辑，见习期间，不仅选稿得到编辑老师的认可，编稿也让我的创作水平得到提高。

我记得 1985 年时《广西文学》举行了一次“红水河”征文大赛，我投了一个短篇小说《龙滩的孩子们》给凌渡老师，他把稿纸转给潘荣才老师，小说得以在《广西文学》发表，这是我的小说第一次上省刊。

田耳:是你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

东西:对。第二年暑假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醉山》，投稿的时候我不自信，怕上不了大刊，就投给了《中国西部文学》，并得以发表。我的投稿策略是先从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东。遵循这一策略，第二年我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孤头山》投给《西藏文学》，并得以发表。可见这一策略非常有效。能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在当时的河池地区都不多见。

田耳:我知道，我看了不少县志，八十年代，在公开刊物发表一篇小说，是可以上县志的大事。等于说，你二十来岁，已经公开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了三篇小说。

东西:对的，这是发生在 1986、1987、1988 年的事情，20来岁。

东西:1987 年 1 月份，我从天峨县中学调到天峨县委宣传部去办《天峨报》。同是那一年10月，我调到了河池地区行署办公室了。因为当时办公室需要一个人写录相片的解说词，经摄像覃勇先生推荐，就把我调来了。

田耳:你从县里调入地市，不是因为你发表了小说，而是你的发表让领导相信你能写解说词?

东西:我的一些散文他们看到了，觉得还行。我调入天峨县委宣传部那年的暑假，地区办一个文学讲习班，由河池地区的老作家授课，在那里我学习了两个月。还在文讲班学习时行署办发了商调函，1987年10月份我就到了行署办当秘书。在新的单位，服从上级的培养安排，我去农村做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农村工作，指导农民怎么插秧、怎么施肥，晚上和农民开会，告诉他们怎么抓生产。很多个夜晚，我 一个人在漆黑、崎岖的山路上骑行，不得不用嘴巴含 住手电筒，双手才能掌住单车扶手。

田耳:那时你还坚持创作吗?

东西:没间断过。我晚上住村委空旷的宿舍里，房间常有老鼠出没，我就在电灯下写作。我第一个中篇小说《断崖》发表在《漓江》杂志，就是在抓生产 时写的。这篇小说得到《漓江》杂志时任主编、作家 鬼子的好评。他说，别人写小说是写故事，他是在写 想法，想法很重要，此人写作很有前途。同时他还和聂震宁老师推荐我，想调我到《漓江》编辑部。

田耳:好的作家往往又想当千里马又想当伯乐， 对文学有一份真诚客观的态度。后来好像是没有调入《漓江》杂志?

东西:没有，时机并不成熟。我到农村抓生产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写出了大量散文，描写农村地区美丽的风光，这些作品都发表在《河池日报》上，同时还在偷偷写中篇小说。于是从农村回来，我就向行署办提出申请去报社工作，尽管领导不理解，最终还是鼓励我的爱好。1990 年，我就到了《河池日报》编副刊。

田耳:等于在 1985 年到 1990 年这段时间里，你虽然一直写作，但是产量还是很低的，投稿的范围也很有限。

东西:对，严格来说，这还是写作的准备期。在农村蹲点时我写了大量“现象思考”，当时《河池日报》很多重点稿子都让我去写，广西评副刊好稿我经常获奖。比如说当时的大化水电站移民贪污案，我就采写一个长篇报告文学，叫《河拴》，《河池日报》用了两个版面刊登这篇稿子。小说写得较少。

田耳:其实你经过一段记者生涯，写了大量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

东西:对，思考性的文章也有。1990 年我做副刊编辑后，出差少，可自行支配的时间相对多了一些， 写作也比较从容了。

田耳: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直在《河池日报》发表，有可能以后你就是一个地方作家了。

东西:当时没想那么多。从行署办出来，就是放弃公务员的工作，当时我已经是副专员的秘书了，但我还是选择离开。这个放弃父老乡亲们都不理解，连我家乡的县领导都劝我慎重，但我喜欢写作，没听他们的劝告。

田耳:你编副刊时，在副刊发表已经没有阻碍了，所以你也不会很在乎，谋求更高层次的发表。

东西:可以这么说。以1992年为界，我开始进入文学创作期，因为我的作品档次上升了，发表的档次也上升了。那一年，我在《收获》、《作家》、《花城》上同时发表小说。在《花城》上我发表的是《幻想村庄》，写我父亲怎么熬酒，喝酒之后产生的幻觉。这是我第一次使用“东西”这个笔名，之前的都是用原名。《花城》杂志主编田瑛来信: “面对大量未读来稿，我竟神使鬼差地打开了你的小说，并一口气读完了。你这小说很好，我们近期就会发表。请你最近再写一个小中篇给我们。”看到这封信，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花城》杂志不仅要发表我的文章，还向我约稿啊!

田耳:当时你怎么会想到用“东西”这个笔名?

东西:当时，廖润柏用“鬼子”这个笔名在《收获》发了几篇小说，他提醒我最好还是取个笔名，这样容易被记住。为什么取东西作笔名? 第一，“东西”这个词内涵太丰富了，东奔西跑、东张西望、东成西就、东风压倒西风……凡是我们表达不了的都可以说是“东西”，它就像一个黑洞把所有的都吸进去了。第二，王朔当时就发了篇小说叫《千万别把我当人》，我受启发，想把自己降到尘埃里去，不把自己当人，而是当物，放低到物的境界。

1992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在《河池日报》工作那两年我积蓄了这几个小说，这一年全都发表出来了。从这时开始，我才把真正自己当成一个作 家。以前虽然发表过一些作品，但别人喊我“田作 家”，我都不敢承认，因为我内心是虚的。当时，黄佩华在《三月三》杂志搞了个“新桂军作家专号”，把我也加入进去，我开始被广西文坛注意。

田耳:等于说，在你写作之初，鬼子、黄佩华和凡一平都做过你的责任编辑。1992年你的作品更成熟了，文学创作之路也顺了，当时广西文坛都知道你了。

东西:我一直埋头写，先打外省刊物，再打本省刊物。他们都编过我的小说，都是朋友和同道。他们都比我成名得早。他们帮助过我。

田耳:那最早能代表你风格的成熟作品是什么?

东西:那肯定是1995年发表的《没有语言的生活》。

田耳:我好像觉得你在1995年以前对《商品》很推崇呢。

东西:对，《商品》发表在《作家》上，《小说月报》也选载了，它是我第一篇有探索性和代表性的作品， 也是我比较满意的。我对写作是蛮悲观的，尽管我那么热爱写作，但对写作一直悲观。我从80年代就开始思考，随着影视、录像带、电视机的普及，文学会不会受到冲击甚至消亡? 在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我发现文学慢慢变成了商品，理想的色彩在消失，所以就写了《商品》。

田耳:其实你是很早就感觉到文学作品正在向商品转化。

东西:这是我1993年写作的，第二年就发表了。那时，我们正经历社会的转型，对文学商品化的讨论 刚刚开始。

田耳:1992年至1997年，我写作开始的这前五年，一期不落地阅读《小说月报》。其中一期就有《商品》这篇小说。我觉得你的写作和很多作家不一样，很多作家体验生活往往是从细节出发，最后形成故事，形成小说，它的意义、观念是在故事形成过程中自带的，自然而然发散出来的。但你的写作是反向的，在写作之前你心中已有意向性、概念性很明确的东西，围绕这个意向或概念，再去找相应的故事来丰富它。你有一个能力，就是你心中一旦形成概念性的东西，总能用小说的方式呈现，这是很多小说家没法进入的一种方式。在世界文学史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立就在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先入为主，从某种明确的观念出发，对读者有强烈的召唤和呼告。这在当时看来，一反小说伟大的传统，对现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说写作不能观念先行，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你都算是反例。你这样的写作方式，是有意而为之?

东西:我应该算是个对写作有点想法的人，因为我对社会现象是有观点、有看法。小说其实就是你的看法，你的世界观。拉美作家卡彭铁尔曾说: “当小说不再像小说的时候，那就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比如像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那样…… 我们的时代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都是让读者惊讶‘这不是小说’开始的。”《商品》这个小说结构和主题与文学的商品化是吻合的。

本文摘选自《文化与传播》第3卷第6期

原题《东西：文学创作需要坚守》

每一个文艺而理性的人都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