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资料的记述、对民俗现象的评述、分析与理论探索

以中国民俗为对象的民俗研究。包括民俗资料的记述、对民俗现象的评述、分析与理论探索。

一、中国历史上民俗研究的发展。中国历史悠久,民俗资料十分丰富。从先秦时期起即有采风之俗。在《诗经》、《周易》、《山海经》等古籍中已有丰富的民歌、神话、信仰、民间医药、民俗事项等记载。《周礼》和《礼记》对民间习俗的礼制化、系统化做出了贡献。先秦诸子在他们的著述中发表了多层面的民俗见解。对我国古代的礼制、习俗和生活文化进行了广泛的评述。孔子强调人生之礼、丧祭之纪、宗庙之序,所论涉及大婚、祸福、天命、寤梦、征怪、礼乐、农器、饮食等,认为礼乐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于百姓,表现了我国早期的儒家体系的民俗观。荀子强调入境观俗,提出“广教化、美风俗”,反对“相阴阳,占祲兆, 铅龟陈卦。”晏子看到民俗的地区差异,提出“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的重要见解。韩非反对古俗中“用时日,事鬼神,好祭祀”等愚昧做法。墨子主张节葬,反对“厚葬久丧”,对民俗要有选择,不能一律对待。两汉时期,在史学、经学的发展和其他学术、文化的进步中,民俗资料的整理和积累更加丰富,出现了记述民俗的专书和区域民俗志,如应劭的《风俗通义》,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等,使中国民俗的记录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从《史记》开始,各种史志杂著,多有关于民俗的记述与评论。

诸如古史传说、兆验占卜、物产民风、星相天命、岁时、婚丧、礼仪、天神、巫鬼等古代民俗大都得到反映,《汉书》、《后汉书》等开始注意记载我国各民族、域外各族、国之族俗、国俗,如夫余国、挹娄、古肃慎国,高句丽、韩、倭、巴郡蛮、哀牢夷等的生活与风俗均有记述。司马迁、范晔、王充等对民俗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辨析。魏晋南北朝时,《搜神记》的出现,又使神话传说、民间杂技、巫俗、卜俗以及服饰饮食等得到广泛搜录。人们对民俗文化的视野出现了越来越宽的趋势。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文化高度发展时期,也是我国民俗资料的记录整理向深广发展的时期。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农书载俗,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以杂记形式记述秘闻轶事、故事传说、风土习俗,陈元觏《岁时广记》全面记载了中国年中行事和岁时风俗。北京《东京梦华录》、杭州《武林旧事》等开了都城民俗记录的先河,对我国帝都的市井风情、商业贸易及勾栏瓦肆、饮食店铺、百戏伎艺、民间艺术等记述尤详,其中,市行叫卖、名厨、名店、民间行业习俗的搜集与记写更填补了民俗之空白。元明时期,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为继《大唐西域记》、《诸蕃志》、《乌夷志略》等之后的重要域外民俗著作。《析津志》等保留了元代以大都为中心的各项杂俗。

明代各种笔记史料,所记杂俗越来越广。《帝京景物略》、《长安客话》记述了北京都城风物、民俗,《山歌》、《挂枝儿》、《古今风谣》、《古今谚》、《古今笑》等,对民间口头语言传承进行了专门的编纂,许多文人作家,对民间口头文学的评价越来越高,王世贞、李开先、冯梦龙、杨慎、胡应麟、李梦阳等,热情赞美民间口传文学的情真,用民歌的活力冲击当时文坛的不景气,发表了不少精采的见解。宋代兴盛起来的地方志、民俗志的编纂,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民俗,而且有不少民俗方面的见解以及对各种风俗习惯、民风民气的评论,把民俗事项与地理、历史、人物、风情、物产、古迹等密切结合,突出民俗的地方性我国民俗的礼仪,并疏理出地方民俗的沿革与传承脉络。其评述范围涉及到民俗的性质、形成、变异、原因、良俗、陋俗, 十分可观。

中国古代民俗观,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采风观政说:认为各种民风无不是政治厚薄、时政得失之表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是其代表性观点。它从社会、政治、民心等因素出发,以风俗论政事,主张用民俗补察时政。认为民俗可以影响政治。

(二)致用于礼说:把风俗作为推行礼制的手段,学俗以致礼,礼仪不离俗。“上所化曰风,下所化曰俗”,风俗可以作为教化的手段施教于民。“导之以淳则淳,导之以漓则漓”,上感下成,积渐使然。

(三)致用于史说:认为民俗民风为活史之好材料,俗可以补史,史可以匡俗。

在风俗的形成上,以地理民俗观的影响最大我国民俗的礼仪,源于《汉书·地理志》,主张地理环境、物产条件对各地民风民俗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此外,还有民心民俗观、历史民俗观、礼制民俗观等。这些历史上传统民俗学观点和理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特征,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清代以后,热心考察与记述民俗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晚清时期,在变法维新,民权观念的空气下,受到外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政治体制的影响,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黄遵宪在外交政治生涯中,提出学俗以致政的重要观点。他主张重邦交、考国俗,对民俗进行政治分析与研究,提出民俗难于更易和可以更易的辩证观点。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提出学夷制夷的思想,即通过了解夷情,由师夷进而制夷,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二、中国现代民俗学。中国现代民俗学,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科学与民主的思潮之下,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过程中,民众文化被提到重要地位,国外人类学、民俗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翻译介绍,使中国学界将民俗研究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北京大学高等学府首倡搜集近世民间歌谣,并于1920年以后相继成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创立《歌谣》周刊,提出研究歌谣的文艺的与民俗学的两大目的。民俗学自此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问。“风俗调查会”所制定的风俗调查表,将人们引向科学调查的道路。1928年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出版民俗学丛书,并举办民俗学传习班,从此,民俗学跨入科学的殿堂。30年代初,杭州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并发展了现代民俗学的工作。活跃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战线上的早期学者有周作人、沈尹默、刘复、常惠、顾颉刚、钟敬文、杨堃、杨成志、董作宾等。还有容肇祖、何思敬、娄子匡、江绍原等人。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从古史研究中踏出一条民俗研究之路。杨成志的《民俗学问题格》、郑振铎的《民俗学浅说》、江绍原的《英吉利谣俗与谣俗学》等译著,以及林惠祥的人类学论著,在普及和提高民俗学方面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黄石、闻一多的神话研究,郑氏的《汤祷篇》,江氏的《发须爪》、顾氏的《妙峰山》、董作宾的《看见她》,以及《迷信与传说》、《福建三神考》等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上重要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民俗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0年代以后,又有“风谣学会”及各地方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组织的诞生。许多大型报纸,设有“民风专刊”或周刊等栏目,连续发表民俗调查与研究的文字。30年代后期,杨堃、杨成志等的民族学调查与研究,给中国民俗学注进了新的血液。使民俗研究与民族研究结合成一体,中国民俗学得以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主导倾向有两点:一是站在民众立场上认识民众,要打破以圣贤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建立全民众的文化。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气息。二是向西方学习,寻求西方(包括东方的日本)民俗学的研究方向、理论与方法。把研究重点放在未开化民族身上。1936年后连续出版的《民俗学季刊》以及《民族学研究集刊》,其调查范围更加广泛,出现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如王瑞、岑家梧《琼崖岛民俗志》、刘伟民《东莞婚俗的叙述与研究》、杨成志《安南人的信仰》、江应梁《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罗致平的《民俗学史略》等,都是当时的力作。

其他如《民众教育季刊》、《民俗学集镌》等刊物也有许多重要文章。黄石的《紫姑神之史的考察》、钟敬文的《中国地方传说》、《蛇郎故事试探》、娄子匡《占雨的谣俗》等,突出了中国民俗学的本体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有吴文藻、凌纯声、杨堃、商承祚、何联奎、杨成志、程憬、林惠祥等。调查研究范围涉及到海南黎人、东南畲民、西北羌民、凉山罗夷等的纹身、图腾崇拜、族谱、巫师、家族组织、社会组织、亲属称谓制度等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特别是西北延安,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文艺、民间音乐进行了大量的搜集研究,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全国解放后,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出版《民间文艺集刊》,创办《民间文学》杂志,广泛开展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将工作主要集中在表现群众心声的口头创作之上。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首批开设了人民口头创作或民间文学课程。编选大量歌谣选、民歌选和民间文艺丛书。民俗学范畴的研究与调查逐渐消失。1956年,杨成志、吴文藻、潘光旦曾起草《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未能实现。1978年,民俗学在顾颉刚、钟敬文、白寿彝、杨堃、杨成志、容肇祖、马学良七教授倡议下,开始恢复。

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一些地方也相继建立民俗学团体。中国民俗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交流各地调查研究成果。出版《民俗调查与研究》专集。举办两次全国性讲习班,培训民俗学骨干,编辑出版《民俗学讲演集》。各省市民俗学机构在举办学术年会基础上出版多种文集。民俗学专著、教材、理论读物、风俗志、风土志、风情录、采访专集以及民俗性质的报刊纷纷出现。文物、博物、考古、音乐、舞蹈、工艺美术与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的合作与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将民俗调查与研究向民族文化、民间文化方面扩展。人们开始把民俗学放在民族文化整体中加以审视,表现出民俗意识的改变和民俗观念的更新。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调查研究的范围有较大扩展:①由重视原始民族的古老文化向历史与现代延伸,既重视民俗的历史形态,又重视民俗的现代表现。民俗史、民俗学史也在新的观念下开始建设。②单项调查和专题调查深入发展,加强了研究的深度。③注意民俗基础理论的建设和民俗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在理论民俗学的发展中,对民族民俗学、文艺民俗学、语言民俗学、文物民俗学、音乐民俗学、方志民俗学以及商品民俗学等方面均有所探索,有的取得很大进展。④在应用民俗学方面,也开始注重探讨民俗与现代生活直接运用的关系。此外,比较民俗学的研究,对外国民俗学的研究,也成为中国当代民俗学者关注的课题。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目标在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