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疾病现象与文学的时代思潮密不可分

文学中的疾病书写所涉及的疾病种类极为广泛，总体可分为“生理疾病”与“精神疾病”两大类。但文学作品对疾病种类的选择仍旧带有一定的偏爱，这一方面与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无关，另一方面也与社会思潮密不可分。

何为“疾病书写”

就前者而言，诸多将疾病纳入文学书写的作家在其生命历程中都有着长期或在某一时期忍受病痛的经历，譬如前文提及的患有头痛、神经衰弱等病症的卡夫卡，以及下文中将详述的雪莱、拜伦等肺病诗人。

还有一些作家有着一定从医经历，因而将其临床见闻进行文学化记录，譬如后文中我们将会提到的奥利弗.萨克森（ＯｌｉｖｅｒＳａｃｋｓ）等。

就后者而言，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顺应救疗“国民性”的时代思潮，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现代作家均在创作中使用了疾笔书写的形式。

纵观疾病现象与文学交融的整个历史，我们会发现它被赋予了一定情感文化的内涵，朝着两条看似截然相反却又相互交融的路径发展，其一是疾病的“妖魔化”书写，其二是疾病的“浪漫化”书写。

疾病的“妖魔化”书写

在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人类的身体被认为是极不可靠的知识来源，它被认为是由一种称之为“菲尼莫纳”（ｐｈａｉｎｏｍｅｎａ）的感官表象的不断变化所决定的； 而灵魂（ｓｏｕｌ）或心智（ｍｉｎｄ）则被视为一种可克服这些身体缺陷的物质。

在柏拉图那里即显示了对身体的敌意，“保证身体需要的那一类事物是不如保证灵魂需要的那一类事物真实和实在的”这种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在其后两希传统相结合的历史中，各自找到系列转喻形式：僧侣与世俗人、天堂与人间、教会与统治阶层等。

在基督教那里，疾病是原罪的产物，圣尼尔索尔斯基（ＳｔＮｉｌＳｏｒｓｋｙ）宣称，“在违背戒律之后，亚当生病了”。

因为亚当是人类天性的根源，疾病、死亡、腐败因此成为整个人类的必然命运，“因为不顺从的罪，疾病折磨着人类”。溯源《圣经》，当先知与子民犯下罪过触犯上帝时，上帝便降下瘟疫之灾以示惩戒。

《出埃及记》中，埃及的七次疫灾缘于法老不肯释放奴役中的摩西和希伯来人，“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耶和华）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撒母耳记上》中，人们因偷希伯来约柜而患上难愈的淋巴结肿大，“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疮”。

《撒母耳记下》中文学名著中的苦难，大卫违背上帝 禁令而清查了希伯来人，最终自行选择三日瘟疫来惩戒自己，“于是耶和华降瘟 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民间死了七万人”。有时，疾病又通过代表着黑暗与邪恶力量的魔鬼而具体化、人格化， 魔鬼就成为了疾病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这里，疾病就被妖魔化了。中世纪晚期，当１３４７年爆发的黑死病夺去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目睹这一切的乔尼万.薄伽丘（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Ｂｏｃｃａｃｃｉｏ）在首轮瘟疫偃旗息鼓后开始了长篇小说《十日谈》（Ｄｅｏｍ＾ｒａ／７）的撰写，其中整部作品开头的楔子叙说的背景便是这场流行于佛罗伦萨德鼠疫。

薄伽丘笔下的鼠疫在灾难之外，象征着顽固的封建思想统治和天主教权威，使得人心恐惧而疏离，尸横遍野；同时，它又象征着清扫这封建派的强大力量，使得人们挣脱清规戒律，重获自由。这就通过“鼠疫”对宗教信仰施以解构。

十八世纪，出版于１７７２年的《大瘟疫年纪事》是英国现代小说的奠站者丹尼尔.笛福（ＤａｎｉｅｌＤｅｆｏｅ）“对近在１６６５年伦敦大劫难期间发生的最引人瞩目的公众或私人事件的观察或纪念”。

笛福笔下的叙述者Ｈ．Ｆ．代替作者的想象，在瘟疫肆虐的伦敦街柺穿梭，用对疾病与死亡的好奇心、抗拒权威与主流的姿态来记录他的所见所思，成为一个超越了时空的灾难记录者与幸存者。

到了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阿尔贝.加 缪（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ｍｕｓ）在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心领的时代背景及作家本人肺病复发的个人经验下，于１９４７年创作了长篇小说《鼠疫》。

如果说笛福的《大瘟疫年纪事》是以纪事体书写对历史的回应，那么《鼠疫》则是以纪車．体虚构了场发生在１９４４年北非奥兰城的灾难，它在影射了欧洲对纳粹主义抵抗的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向同时代的人们提出了“如何走出荒诞状态”的哲学问题。

正如同悲剧使人产生恐惧和怜悯，以此得到情感净化的目的，在疾病书写的 “妖魔化”这条路径上，不同时代的作家往往可以借同一形式的灾难性疾病反思各异的时代困境。

疾病的“浪漫化”书写

在文学史上被过度审美化和浪漫化的自然当属肺病，尤其以肺结核为甚。在１８８２年科赫（Ｋｏｃｈ）鉴定出结核杆菌——甚至是１９４３年链霉素发明——之前，肺病都是被神话的致死性疾病。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文学名著中的苦难，浪漫主义文学与肺病之间的纠葛众所周知：拜伦、雪莱、济慈、勃朗特姐妹、惠特曼等。

这一系列享誉文坛的作家均有过肺病史。对于敏感激情的创作者，肺病甚至成为被崇拜的 “艺术家的疾病”，塞奥菲尔.戈蒂埃（ＴＭｏｐｈｉｌｅＧａｕｔｌｅｒ）甚至说道：’’我年轻的时候，难以接受任何一个体重超过九十磅的抒情诗人”。

肺病通常有着缓慢发展的病程，它既不会像瘟疫、霍乱那样突发，也不会像麻风、天花那样损伤容颜，甚至不会因不可承受的痛苦而失智，因此它允许病人得体地安排自己临终前有关精神与世俗的事宜。

埃德加.爱伦.坡（ＥｄｇａｒＡｌｌａｎＰｏｅ） 将肺病描绘为“舒适而迷人的致死性疾病”气他曾一度希望受自己偏爱的人物均有此经历——即便他的母亲与妻子均因此病去世。

在夏洛蒂.勃朗特（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Ｂｒｏｎｔｅ）笔下，我们看到当斑疹伤寒（ｔｙｐｈｕｓ）在洛伍德学校肆虐的那段时间，其 实是更为“温和”的肺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最终夺取了简.爱少年时代唯一的挚友 海伦.彭斯（ＨｅｌｅｎＢｕｒｎｓ）的生命。

在某些阳光和暖的午后，她还能在坦普尔小姐的陪同下在花园里小憩即便弥留之际，她看上去“消瘦”、“苍白、憔悴 但依然镇定”正夺去我的疾病并不痛苦，它温和平缓，我的心灵已得安息”气而在艾米莉.勃朗特（ＥｍｉｌｙＢｒｏｎｔｅ）那里，肺病也平静带走了肖恩先生的太太 里弗兰西斯（ＦｒａｎｃｅｓＥａｍｓｈａｗ）。

总体而言，疾病书写的这两种不同路径与疾病症状的凶险程度密切相关。流行性的、发病迅疾且致死率高的疾病往往更易引发大众绝望、恐慌的情绪，因而更易被置于“妖魔化”书写的语境下

而个体化的、症状平和的疾病则更多赋予人物戏剧化的色彩，成为“浪漫化”的偏爱之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