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傅雷一生翻译三十余种作品多舛命运

丹纳的《艺术哲学》，极受傅雷重视，傅雷从留学法国时的1929年初译，到1959年译出，整整用了三十年。

傅雷成了被打入另册的右派，但坚决不肯以笔名示人，加上又经历国家三年灾害，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氛围，傅雷还为他如此重视的一部作品写了一篇批判意味十足的序言，却仍然迟迟无法出版。

书印不出来，他干脆亲自誊写出“古希腊雕塑”一章，寄给远在海外求学的爱子傅聪（事可见《傅雷家属》）。今日微信就来谈谈这部大作品的多舛命运。

第一张图是米开朗琪罗早期作品，第二张是她六十七岁所作壁画《最后之审判》

丹纳《艺术哲学》：“只消看看艺术家的生平，就发觉通常都分做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青年期与成熟期：艺术家注意事物，很仔细很热心的研究，把事物放在眼前；他花尽心血要表现事物，忠实的程度不但到家，甚至于过分。到了一生的某一时期，艺术家以为对事物认识够了，没有新东西可发现了文学名著衰落现象，就离开了活生生的模型，依靠从经验中搜集来的诀窍写戏，写小说，作画，塑像。第一个时期是真情实感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墨守成法与衰退的时期。”

著名翻译家傅雷一生翻译三十余种作品，约五百万字，其中大多为法国小说，尤以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为主，但也不乏美术译著，包括丹纳的《艺术哲学》、葛赛尔的《罗丹艺术论》和牛顿的《英国绘画》。在此三种艺术译著中，数《艺术哲学》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

《艺术哲学》是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的著作。丹纳自1864年起在巴黎美术学校讲授美术史，《艺术哲学》一书系当时的讲稿，自1865年至1869年分编陆续出版。在傅雷留法的1930年前后，此书是一本较为重要的美术史著作。我们今天常见的《艺术哲学》中译本，是傅雷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翻译的。而傅雷第一次翻译此书，还是在他留学法国的时候。

傅雷初译《艺术哲学》是在1929年，但当时只译出第一编第一章。根据《傅雷年谱》“一九二九年”条下记载：“九月二十日返回巴黎后，即投入休养中开始适译的丹纳《艺术论》第一篇第一章，于十月十一日译毕，并撰写《译者弁言》。”’这里的《艺术论》就是指《艺术哲学》，其第一编第一章在《华胥社文艺论集》发表时名之以《艺术论》。

傅雷之所以翻译《艺术论》，首先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对二十一岁的傅雷而言，“以科学精神改造中国学术”固然是翻译此书原因中“公”的一面，那么，他的另外的原因——也即“私”的一面——便是提高自己的法文水平。

傅雷在1947年12月答《大公报》问时提到最初的翻译动机，他说：“我第一部译的书，是梅里美的《嘉尔曼》，同时还有《高龙巴》，都全部译完（一九二九年），因系求学时代的练习，译后即丢得不知去向。…'1957年在《自述》中再次提到翻译之初衷：

20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从事翻译都德的两篇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来投稿。当时仅作学习文字的训练。 既然翻译《嘉尔曼》和《高龙巴》都仅仅是为了“学法文”、“作学习文字的训练”，那么同年翻译的《艺术论》便可认为也有同样的目的。

然而，《艺术论》只译出第一编第一章，无论于“公”于“私”都不是傅雷的本意。译者弁言的最后一句，傅雷写道：“译述方面的错误，希望有人能指正我。译名不统一的地方，当于将来全部完竣后重行校订。…可见傅雷原意是要译出全书的，但《艺术论》发表后，傅雷的译著不断面世，唯独此书迟迟未见续译。直到1958年，傅雷才又重译《艺术哲学》。

《傅雷年谱》“一九五八年”条下：“六月至翌年五月翻译丹纳《艺术哲学》，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一零四幅……”此话虽然简单，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这次翻译对傅雷而言不仅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中进行的，而且翻译及出版过程也花费了傅雷的不少心血。

从1957年8月开始，上海作协针对傅雷召开了十多次批判会，傅雷做了多次的检讨，最后还是在次年的4月30日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这变故对傅雷的打击是深重的，朱梅馥在1958年4月19日致傅聪的家书中描述傅雷的身体称：“爸爸的身体很糟，除一般衰弱及失眠外，眼睛又出了毛病，……必须休养三四个月，绝对不能看书，用脑，要营养好，否则发展下去就有失明的危险。…

就是在这样身心俱伤的情况下，傅雷着手翻译《艺术哲学》。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傅雷正是经过了政治上的打击，才潜入书斋，翻译出了《艺术哲学》、《搅水女人》、《比哀兰德》等作品的。这种观点看起来颇具逻辑。不过，傅雷决定翻译《艺术哲学》，在时间上要早于他遭批判的1958年8月，而恰恰是在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去的1956年。傅雷在一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信中提到：

至五六年春任叔、效洵二先生来沪时所约定的丹纳《艺术哲学》，初稿已完成，现在校改第二道，第二道以后尚须校改第三道，预计五月中可以誊出。”

在现存的傅雷书简中，有三十二通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函，其中不少涉及《艺术哲学》一书的翻译、编辑和出版问题。在这些书简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翻译《艺术哲学》的艰辛。比如1959年5月底，经三道校改的《艺术哲学》译稿寄出，傅雷在致出版社的信中写道：

另邮挂号寄上拙译丹纳《艺术哲学》稿一部，计目录二十四页，译序五页，正文四一零页，人名表十四页，版权页用西文一页，共四五四页，请检收审阅。”

字里行间，我们大抵已看出傅雷一丝不苟的态度。但傅雷对《艺术哲学》的校改工作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他都不放过任何一个校改的机会。比如他在1961年

1月12日致出版社的信中提到：“近无意中翻阅所存译文底稿，发现尚有文字细节需略加润色，若表寄下再改一遍，尤为感荷。”这次修改大抵是在校样中完成的。1961年4月2日开始，傳雷对«艺术哲学»的三样进行校阅。他在1961年4月9目致儿熄妇弥拉的家书中提到“这两星期，我在校阅丹纳«艺术哲学»的译稿”。他的校阅也极其认真细致，“该稿全文虽由本人校改二遍，并由家人通读一遍，漏校处仍恐难免。”在初稿完成后已校改三道，在校样过程中又校改二遍，这样«艺术哲学»的翻译校改达五追之多。

傳雷在翻译、出版«艺术哲学»中所付出的劳动远不止于校改和配图，另外还有一些琐事，比如纸张、版式、装订等问题他也都一一核定。而出版社在北京，他住上海，这样一来一往，对该书的出版时间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直至1963年1月，«艺术哲学»一书才与读者见面，距开始翻译已四年半，不过，关于此书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是傅雷不愿意署笔名。 傅雷研究专家罗新璋写道:

一九五八年四月至一九六一年二月，相继译毕《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艺术哲学》《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但一直未能出版。田《艺术哲学》一书，学术界莆索甚殷，出版社建议用笔名出版，……但右派之故而要改名换姓，傅雷表示他的硬气，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

我们不怀疑拒署笔名是傅雷译著无法及时出版的原因之一文学名著衰落现象，但《艺术哲学》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从时间看，傅雷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时间是1961年9月30日，就是说，傅雷无需署笔名也可出版了，但到1963年1月《艺术哲学》的出版，中间又隔了一年多。而且，傅雷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从1959年2月26日至1 961年4月23日的七通书简都在讨论《艺术哲学》一书的翻译、校改和出版问题。而这期间，傅雷还是个“右派分子”。但几个月后，有关出版琐事都妥当了，“右派”帽子也摘了，书却迟迟未能出版，这必然有其他原因。

如果我们联系到1960年前后的国情，对此似乎就不难理解。1959年至1961年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物资极其短缺，人民食不果腹。因此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版业势必受到影响。这无疑是《艺术哲学》长期搁置的一个重要因素。傅雷在1961年5月7日致刘抗的信中提到：“《艺术哲学》以纸张缺乏，搁置近二年方发排，不知何时方能出版’。

届时必当奉赠一册。……而在此前两天致傅聪的家书中也提及“目前纸张奇紧，一时决无付印之望”。“显然，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傅雷在1 962年IO月30日致郑效洵的信中也提及此事：

前接九月二十三日手教，谓《艺术哲学》已与上海谈妥，代印纸型，可于十月十五日左右到沪。今已届月底，杳无消息，不知是否又有其他困难，若此情形，拙译年内恐难出版，……

可见，把《艺术哲学》长时间搁置的原因归结于傅雷不肯署笔名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其所处的特殊年代的客观

原因亦须予以考虑。时代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表现在精神层面。比如此间撰写的《译者序》也充满着“时代性”：

我们今日看来，丹纳更大的缺点倒是在另一方面：他虽则竭力挖掘精神文化的构成园素，但所揭露的时代与环境，只限于思想感情，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风俗人情，总之是一切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他没有接触到社会的基础；他考察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忽略或是不够强调最基本的一面一一经济生活。……作者所提到的繁荣与衰落只描绘了社会的表面现象，他还认为这些现象只是政治，法律，宗教和民族性混合产物；他完全没有认识社会的基本动力是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实际上，傅雷在1958年后翻译《艺术哲学》及其他西方著作时，按要求每篇都要冠以批判性序文，这就不难解释这篇序文看起来与傅雷毕生所坚持的批评标准如此大相径庭。

作者吕作用先生若看到此文，请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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