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三环边上的一幢写字楼里,再也看不到一位身着素色对襟衣的长者,被十余人围坐在身旁,轮流诵读《论语》各章节,然后自由讨论的场景。

8月22日凌晨钱穆讲中国历史人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钱穆的第三子钱逊逝世,享年85岁。

1933年10月13日,钱逊出生于北平,五兄妹中排行老三。鼎革之际,钱穆离开内地,创办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最后定居台湾。16岁的钱逊,当时已经读过《列宁文选》,选择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1953年毕业回清华,任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师。

这一别,就是31年。

之后,钱逊转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与父亲渐渐靠近。退休后,他主要从事社会活动,致力于儒学研习与普及教育工作。钱逊曾指导的研究生、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刘巍为老师写下挽联,其中提到“继父志,弘正道”。

钱穆讲中国历史人物_中国历史学家钱穆_钱穆讲述的历史课

刘巍为钱逊写的挽联:继父志弘正道难得真儒直士,传论语训钱学独为至亲尊师。 新京报记者 王洪春 摄

拒绝批判父亲

1980年夏天,阔别31年的钱氏父子在香港短暂相聚。当时,钱穆已经85岁高龄,钱逊也年近半百。

作为钱穆之子,钱逊在多次采访中均被问及父亲。这时,他大多沉默以对,或答“不了解”。与钱逊共事10多年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回忆,他从不主动提起:“这种话题,一般都是我们好奇问问,他说几句。”

钱穆自1937年辗转各地任教,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家乡无锡,与妻儿团聚。赴港之前,父子间相处的时日并不算多。

2014年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钱逊曾提及关于父亲的记忆:外出经过他的书房时,总是小心翼翼:“因为父亲书房外走廊上铺地的方砖,因时间悠久有些松动,踩上去就会发出响声。我怕给父亲知道了,不让玩,而要我回房读书。”

在这间书房里,钱逊认识到了和父亲在思想上的“距离”。读中学时,钱逊已然是一名进步青年。他给苏联大使馆文化处写信,收到免费寄回的《列宁文选》。钱穆看到后,把他叫到书房,拿了一本《曾国藩家书》。他在《中国老年》杂志的采访中也忆及此事,直言当时心里很抵触,“我是进步的、革命的”。

1953年大学毕业后,钱逊回清华工作,任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师,直至1981年。钱穆后半生定居台湾,继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当时,海外有说法称,钱穆有一个孩子在大陆和他唱对台戏。

对于将父子二人对立起来的说法,刘晓峰并不认同。他回忆,钱逊曾说起在清华上学时喜欢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还和同学一道去看过她。刘晓峰认为,彼时钱逊虽是一名革命青年,但仍对传统文化心存爱好。此外,他了解到,钱逊拒绝过写文章批判父亲的要求。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后,钱逊渐渐与父亲靠近,还曾在采访中表明要继承遗志。他在自述中写道,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清华大学考虑恢复文科,于1982年建立文史教研组,并将其调入。钱逊随之转入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研究,选择以古代人生哲学为研究方向:“后得读先父著作,并以此为学习的主要进路。”

父子恢复联系后,钱穆寄了许多自己写就的书。“或在教人如何修养做人,或在指示学问从入之门径。”他在信中嘱咐钱逊一一细读,“万勿粗心求速,随便翻阅,将一无所得。”

钱逊还将父亲的书送给学生看,他将多种钱穆著作馈赠刘巍。1995年至1998年在他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刘巍记得,老师很少主动提及父子关系:“但他很尊重自己的父亲,努力向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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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写的书中,钱逊并未提及钱穆之子的身份。 受访者供图

学术道路转折

钱逊将自己的学术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段学马列,教马列;后段学习、传播中华文化。

转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

1986年,刘晓峰进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他分析,钱逊学术思想的转变,是基于他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他的研究中一直有对现世深切的关怀,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钱逊便在论文中探讨义利之辨。

“我们认识时,钱老师基本上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刘晓峰认为,最初来清华求职时,钱老师读了他发表的主张振兴传统文化的论文就很赞赏。那时钱老师就在寻求志同道合之人一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从马列到中华文化“并非纯由个人所选择,而是顺应和反映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刘晓峰回忆,钱逊曾自述,自家老房子和新房子之间有一过渡的连接处,他在那里照了一张像:“这就是我的人生位置。”

对于所走两段道路,钱逊自称有不少不足和遗憾,但没有后悔。如果可以套用正、反、合的公式的话,经过学和教马列的第一阶段和学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二阶段,经过了“正”和“反”的阶段,未来将是向更高的“合”的阶段发展:“将是向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向发展。成就未可期,可为的只是不懈努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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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人们手持菊花,赶来送别钱逊。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退休后传播儒学

1999年从清华退休之后,钱逊基本告别了大学讲台,主要从事社会活动,致力儒学普及教育工作。十余人围坐在身着素色对襟衣的钱逊身旁,轮流诵读《论语》各章节,后自由讨论。这样的场景时常出现在北三环边上的一幢写字楼里。

钱逊认为,以前一说《论语》就是治天下,仔细研究孔子的思想钱穆讲中国历史人物,就会发现核心问题还是在做人。他曾在采访中表明,学《论语》,中心目的是学做人,而非学知识。

在刘巍眼里,钱逊是践行儒学的“真儒士”,对诚心向学者仁至义尽。考研时,刘巍一共考了三次。书信往来中,钱逊非但没有放弃他,反而多加鼓励。论文写作时,钱逊未给他硬性规定题目,但循循善诱。

刘巍记得,钱逊先是借他一本钱穆所著《新亚遗铎》,看他能否就此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成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表的论文,也让他头一回收到稿费。钱逊就此建议他做钱穆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并未强迫,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以钱穆为宗的学术思想史研究。

中央党校教授刘东超是钱逊1994级的博士生,回忆起师生两人的交往,他想起好几次“冲撞”。其中一次学术讨论时,钱逊曾拿自己的文章让大家探讨,刘东超当场提出不同意见。如今回想起来,他觉得似有不妥,但钱逊当时并未说什么,会后甚至告诉他,“这个地方可以改一下。”

晚年时,钱逊在中国文化书院担任导师,书院院长助理江力因组织活动与其结识。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书院年会雅聚,钱逊总是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地坐在第一桌上。前来参会的老先生众多,以至于江力一开始并未过多注意他。后来进一步接触中,钱逊的“温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八十高龄,坚持自己提包,走路不用人搀扶;坐车时不小心将水杯中的水洒了些出来,还会向师傅道歉。

对于外界将其与盛名在外的父亲相比较,甚至认为他一辈子都活在父亲的光环下有些“可怜”。钱逊的孙女曾问过他是否介意,得到的回答是完全不介意:“他说只要人家提的话,他都觉得很光荣很骄傲,觉得是大家对他的一种尊重。”

刘晓峰也问过类似的问题。钱逊答道,传统需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层面去反思,自己亦有心得。

“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长者。就像一个加热器一样,他不断向外散热。”与钱逊交往中,刘晓峰也会觉得活得纯粹点,不去争抢,踏踏实实把一件事做好。

2019年春节前,刘晓峰看望他时,两人还聊了会儿学问。去世前,2019年8月刘巍去北京海淀医院探病时,钱逊已丧失听力,两人只能笔谈。刘巍记得,钱逊当时精神状态尚且不错:“我很自信……我能再见他,聆听他的教诲,所以在医院告别时握手只是一掠而过,不意,这一握,竟成永诀!”

新京报记者 王洪春

编辑 郭琛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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