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剪纸史上的绝唱与挽歌——王老赏和他的戏曲人物剪纸（之四）

中国剪纸史上的绝唱与挽歌

——王老赏和他的戏曲人物剪纸（之四）

張懷遠

王老赏戏曲人物剪纸欣赏：《四郎探母》〔抢救工程中还原后的彩色完成品和半成品白胎〕

（9-6）王老赏艺术盛年在造型语言、刀法语言、色彩语言上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其飞光流韵何处找寻

欣赏王老赏的剪纸艺术，重在看他在造型语言、刀法语言和色彩语言上达到怎样的境界。可惜，目前我们看到的作品，特别是彩色作品，差不多都是他晚年眼力不济、精力衰竭时的作品。只有某些黑色熏样，可能是他稍早时期的作品，闪现着他艺术盛年时期的锋芒灵光。

那么，欲觅王老赏艺术的飞光流韵，向何处找寻？

一，先看王老赏作品特别是他的戏曲人物窗花剪纸的造型语言。

无论是他创作还是再创作的戏曲人物窗花剪纸，都带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老赏风格”的造形特点。拙著《王老赏传略》中形容为：

“他的作品大气磅礴，尤以气盛，特别是他的戏曲人物剪纸大气浑成，弥散着一种大方之气，英雄之气，非大家不能为。在王老赏的作品面前，常常可以使人的灵魂感到了震颤。”

总之，凡是经过他手的，都形成了一种统一的风格。被后人复制时走了型的，也能马上发现，明显看出。

二，再看王老赏作品特别是他的戏曲人物窗花剪纸的刀法语言。

王老赏的刀法，自有他个人的特色。对此中国历史人物剪纸素材，张道一教授曾有过精到的分析：

“王老赏的作品写实，韵律感很强，通气，能呼应起来，达到‘笔’不到意到的地步。……王老赏的这个处理厉害，结构线既要通气，又要表现结构，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的结构线没有多余的地方，非常清楚，简洁。个性就是高低的标准。王老赏的线条处理看不出有冲突的地方，吵架的地方，体现出一种协调美，韵律感，这是他高妙的地方。”（参见拙著《王老赏传略》第八章）

我在《王老赏传略》中曾将王老赏在戏曲人物窗花上的纹样创造总结为七种：

“（一）各种“钮子”眼纹；（二）各种“麦子眼”纹；（三）各种“梅花瓣”纹；（四）各种“莲花瓣”纹；（五）各种“鱼鳞片”纹；（六）各类锯齿形纹；（七）各种三角、方块、长方形、圆形纹。都是因需而设，随物赋形，并不轻易为之。各种纹饰图案的创新，使老赏的人物剪纸彻底走出草创时期的迷茫，进入全新的语言艺术天地。”（参见拙著《王老赏传略》第九章）

另外，研究中还发现中国历史人物剪纸素材，对艺术执著追求的王老赏，与只满足于街头卖窗花挣点零碎小钱的某些艺人的根本不同之处，就是他的心志在于艺术创造，而不是糊弄顾客。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譬如戏曲人物铠甲的刻制图案，一般艺人只刻成鱼鳞形，王老赏则还有锁子甲等多种表现形式。

又如戏曲人物面前供桌围裙上的图案，一般艺人的处理，既单调又简略。王老赏总是每出戏一种形式，互不雷同。于是有了多种丰富多彩的样式。

还有戏曲人物的背护旗，其他艺人的旗芯一般没有修饰，王老赏的作品总会在旗芯处加钮子眼；他特别看重的人物，还要添加图案。如《马芳困城》中的《马芳》加了龙形图案，这在蔚县剪纸中是绝无仅有的。总之，比别人的作品有独到之处。

三，复看王老赏作品特别是他的戏曲人物窗花剪纸的色彩语言。

蔚县剪纸的最突出特点是彩色点染，色彩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是王老赏赢得声誉的不可忽略之点。

对于王老赏窗花色彩语言的创造，阿英在他的《王老赏的戏曲窗花》中的一段论述，可以说一语破的：

“着色方面的鲜明绚烂，层次清晰，调和匀称。他用色不多，但变化无穷。最精妙的，且具有中国水印木刻的深浅浓淡、烘托对比的特点。用色，也不像其他民间木刻版画，不完全以大红大绿为基调。很多的着色，鲜明而不刺激，绚烂而又雅致，象征着中和的性格。”（阿英《王老赏的戏曲窗花》，见《新观察》1953年第1期）

阿英的一句“鲜明而不刺激，绚烂而又雅致，象征着中和的性格”，可以说是对王老赏设色、点色特点的神妙概括。

还有一个情况，应该引起读者和评家的注意：一幅作品虽然定型，但在往后的制作或复制中，图案往往有所加减改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同一幅作品，往往有不同的版本，无论他前期的花鸟作品，还是后期的戏曲人物作品，都有这种情形。这也是一个艺术家创造力生生不已，不停不竭的一种表现。

（9-7）王老赏在戏曲人物窗花剪纸中的社会理想和时代局限

任何人的任何作为，都与追求某种社会理想有关，自觉的或朦胧的。任何文化艺术，其终极追求都很难脱离思想层面。从这个视角观察，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与社会历史对话：工人用榔头与社会历史对话，农人用锄头与社会历史对话，商人用秤头与社会历史对话，军人用枪头与社会历史对话，文人用笔头与社会历史对话，作为剪纸艺术家的王老赏，则用他特制的刀头与社会历史对话。

从王老赏的斸刀（刻刀）之下，既飞出数百幅花卉图案窗花剪纸，更走出近千个生动鲜活的戏曲窗花剪纸人物，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剪纸艺术人物长廊，为农家的炕头送上常年不散的戏曲。这一切，向人们无声地述说着，王老赏究竟在追求什么？

趋吉避凶、祈福纳祥，是民间文化艺术歌咏的永恒主题，而谐音、象征、寓意也成为主要的表现手法。艺人们似乎形成了一种“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默契，王老赏的花卉类窗花创作也是如此。一般并不平铺直叙，也不一语道破，而是将物、意、情、趣巧妙地融于一体，让人在浪漫的想象中，含蓄而又优美地受到教益。窗花上的秋禾与鹌鹑，以谐音的方式完成了一幅畅想社会平安和谐的《安和图》；花瓶与菊花的巧妙构图，又体现了他追求普天下的老百姓《家居平安》的社会理想。

他的戏曲人物窗花剪纸中反映的思想和主题，要复杂一些。

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没有解决好信仰问题的国度，体现在文化上，就有了后来学者们称之为的“小说教”的东西，以及因之衍生出来的“戏曲教”。可以这么说，当年中国民间拜读几大“才子书”、通俗小说，和热闹观看戏剧的情形，比西方人捧读《圣经》的热烈情绪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这些并不能与西方的宗教信仰相比拟。然而，要做认真的清理评判，即可发现那些书中所流泻的匪气、盗气、诡气、魅气，也就是鲁迅愤然批评的“三国气、水浒气”，并非建设正常的公民社会之所需。然而，中国人就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淫了两千年。中国的所谓历史，也沦落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圣贤仙佛的家传；而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商业巨子这些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反倒被边缘化甚至埋没了。

王老赏自然无法突破这种巨大传统惯性力的束缚和社会时代的局限。这并非他一人之过，不能责难他一人。他在夹缝间所作的努力，体现在从传统文化缝隙中略微显露一些积极意义，从被压迫者身上发掘具有反抗精神的闪光。

譬如三国戏中，《辕门射戟》是几乎惟一体现吕布正面形象的戏出，以智慧化干戈为玉帛。王老赏就用《张飞》《刘备》《吕布》《纪灵》四个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幕。

又如以戏曲《打渔杀家》为题材创作的两回（8幅）剪纸艺术形象，肖恩的大义凛然，桂英的桀骜不屈，丁府打手的猥琐嚣张，丁府管家的为虎作伥，各自体现得淋漓尽致。王老赏也就在这样的创作中，表示了他抑善扬恶的的鞭挞和赞扬，尽管也有过激之处。

再如《牧羊圈》的故事，不过是传统小说中坏人害人夺妻，好人建功后锦衣还乡的老套，却也指向人性恶的深处。王老赏的剪纸创作，拈住这一点，通过赵锦棠、朱春登、朱母形象的塑造，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人性之恶。

我们不必站在今天的角度，苛求王老赏，他能做到这样，已经难能可贵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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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剪纸史上的绝唱与挽歌 ——王老赏和他的戏曲人物剪纸（之三） 張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