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自由精神生命意识莫言的力作

摘要电影《红高粱》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重要作品，它通过大气磅礴、富于个性化风格化的电影语言，尽情展现了创作主体对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自由精神与生命气度的独特感受和热烈礼赞。

关键词《红高粱》 自由精神生命意识

莫言的力作《红高粱》曾令小说语言别开生面，在文学界引人瞩目；而张艺谋于1987年导演的《红高粱》，以“非电影莫属”的艺术魅力。又轰动中外影坛电影红高粱人生礼仪民俗，荣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银幕上。那将人物情感和动作都推向极致的重头戏颠轿、野合及祭酒神的经典场面；方圆百亩的高粱地里随风摇曳、舒展活波且会人语的株株高粱：人迹罕至、充满神奇色彩的十八里坡：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血红的高粱交织中与侵略者血战的造型画面，都迸射出电影语言特有的美学张力和艺术感染力，使观众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源于生命活力的冲动和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讴歌。

纵观人类的艺术史，无数优秀工作的核心，无不集中到弘扬人的精神与生命的自由、解放和幸福追求上。艺术，这是人类自由精神的王国，它摆脱了物质功利的缠绕，理性逻辑的桎梏，以富有情感性的形象思维，来倾诉这独特而无穷的欲望。因此，人们并不都把艺术当做“实在”，而更愿意称它为“幻象”，象征以及人类“审美心理的对象化”。张艺谋说“我想做学问的目的，正是要使人越活越有精神。你把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往脚下踩也罢，捧上天也罢，在批判继承中重新确立自我也罢，你的生命状态首先得热起来，活起来，旺盛起来，要敢恨敢爱，敢生敢死。”电影《红高粱》中张艺谋等创作主体正是通过“颠轿”、“野合”、“祭酒神”三个经典镜头尽情表达了对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自由精神与生命气度的独特感受和热烈礼赞。

“颠轿”一场，几乎是公认的绝唱。迎亲途中，“我奶奶”那不屈于命运与成规礼仪的个性，在隐隐中透露：而“我爷爷”与轿夫们，则可谓“野”性勃发，肆无忌惮地捉弄“我奶奶”，这里无需再加说明，画面上人物的行动告诉你这一切。张艺谋紧紧抓住它的内涵，予以尽情挥洒；镜头不断推移，动静结合，长短变化，竟整整拍了十分钟，占了全片的九分之一长。你说它是再现，是表现，都可以。你说“我爷爷”们是不满，是爱慕，是欺侮，是怜惜?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不管你在全片中是如何来判定它的意义与价值，你千万不能忘掉这一切，都通向了一个高远的意境，即那蓬勃的生命力，与对精神自由的本能的渴望。

这是一个神奇的序幕，它奠定了全片弘扬草泽之民的自由本质的基调。

“野合”这场戏，不仅拍出了精美的、富于情趣的动人画面，而且在总体上拍出了一种人的求生存、求爱情的生命活力。镜头先是贴近地面仰拍。绿海中，那株随风摆动唰唰低语的高粱骚动不安的活力与神韵。那缕缕闪烁其间的灿烂阳光令绿海披上一层金黄外衣所显示的生命动感。接着，镜头变为居高临下的俯拍。绿海中，“我奶奶”仰面躺在倒伏的高粱所形成的圆形圣坛上，纹丝不动，“我爷爷”双膝跪下，祷告上苍。在这里，虽然没有任何男欢女爱的场面，但“我爷爷”与“我奶奶”爱情的炽热和生命的旺盛，却表现的灼人心扉。正如张艺谋所说“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红高粱》小说的气质正与我的喜好相投。”“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的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显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民性才会激扬发展，国力才会强盛不衰。”影片《红高粱》执着追求的这种力度之美――弘扬人的生命和精神的自由解放，是对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真谛的继承与发展。

“祭酒神”的两个场面，是一种仪式化的民俗表现。《酿新酒》的歌唱则把激励扬精神力量渲染表现的酣畅淋漓。罗汉大叔带着众伙计第一次敬酒神，显然是在出酒的喜庆气氛中，这群手捧大碗酒的顶天立地的汉子神情肃穆地向宇宙炫耀自己的创造和力量。第二次由“我爷爷”带领众伙计敬酒神，气氛有所不同，影片把这复仇的气氛揭示的极有层次：桌子和大碗，第一个碗下的人，紧跟着后面的人，再后是暗红的火堆和墙的背景。压抑不住的歌声响起，人们的复仇情绪，为证生命的自由反抗残暴的气氛，涨满了这个空间。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仅仅把“我爷爷”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本能的生命冲动”是不够的。因为，人不是抽象的存在、特订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物，即使是“本能”也往往打着历史与社会的印记。而且，这也不能解释，在那场拍的惊心动魄的“野合”之后，何以又有那一节更为惊心动魄、激情奔放的“嚎”歌。这是“我爷爷”以他的全部生命在呼唤，它呼唤着人的精神的自由解放。正是后者才赋予了“我爷爷”爱情追求的脱俗的艺术品格，是《红高粱》在题材把握中得以“超脱”的灵魂所在。

也正因为如此，影片才不结束在“爱情”上，而让“我爷爷”、“我奶奶”们在日寇入侵时，奋起反抗。斗争方式的落后与笨拙。诚然有一定的“喜剧性”：但他们那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永不屈服的自由精神，却确实是我们民族生活历史中最为壮丽的篇章。

循着“超越”的线索去看《红高粱》，我们就会理解那一片方圆百里的高粱地，那人际罕至的十八里坡，那奇妙莫名的“十八里红”，甚至“我爷爷”与“我奶奶”的爱情，命运本身。都不过是一场“虚幻的象征”。这个由当代青年“我”所叙述的祖辈的故事，无非是一个“现代神话”。你可以信它有，也可以信它无。但是祖辈们不屈不挠的求爱情，求生存，求自由的精神，却借着这“虚幻”的象征而集中，强化，终于震撼了我们的心灵。也许，在这个特殊的叙述方式中，还可能透露出“我”的一种隐忧：在社会文明的发展途中，我们是不是会失落这样一种可贵的精神素质。

对于这一点电影红高粱人生礼仪民俗，张艺谋说“这几年，除了觉得自己活的不舒展之外，也深感中国人都活得太累。莫言小说中有一段话，我非常欣赏。他写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为了表现种的退化，《红高粱》的画外音“以一个现代人说故事的方式，声音平淡，像是说过很多遍似的，有人信，有人不信。他不以绘形绘声的声调，而是以那样普通的语调与画面形成对比。画面里的人充满生命活力，动作强烈。但现代人(孙子)说话时却没有热情活力，像念书的人。我想表现现在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及生活不再有热情活力。……我想现代人需要反思，虽然国家贫穷，人很贫困，大家受了不少苦难，但实际上，人活着要辉辉煌煌的生活，要有热情，因此画面与说话的对立是有这个含义，由孙子说爷爷的事。”而影片的最后一段，似乎有点弦外之音：“那年我回老家时，青杀口的桥还在，只是没了高粱。”这是对今天的人活的疲软，萎缩的一种不满的慨叹!

电影《红高粱》所彰显的强烈的生命欲望与自由激情不禁让我们反思：我们民族正在丧失什么，我们要寻回些什么，我们需要增加些什么。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不敢爱不敢恨，在被压抑中走向萎靡与麻木，我们一味的向现实妥协，乃至终身苟苟且且。电影《红高粱》所表现出的诸多精神品质恰是今天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坚守、永远珍视的精神财富，而这，正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