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实际、重践履是一种鲜明的价值取向，也是一个突出的思维特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重实际、重践履是一种鲜明的价值取向，也是一个突出的思维特质。自先秦始，尤其是汉代以降，历代先哲们把重实际、重践履的民族特性归纳成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这两个重大哲学命题，先贤们围绕这两个命题、两条主线，形成了一系列独具中华文化标识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精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高度契合的思想资源。

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知识论的基础性理念，也是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统延续的深层逻辑。自《汉书》首倡“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来，“实事求是”渐被后世知识阶层奉为治学的核心价值。正是历代先贤对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治学理念的执着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历久弥新，中华文化道统得以绵延不绝。晚清以降，民族危机迭起，汉学式微，湖湘士人发扬岳麓书院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主张“弃虚崇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事功之道，为实事求是注入了特定的时代内涵。近世湖湘精神和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学风，深深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出了认识论意义上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实事求是与传统文化，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持续塑造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思维框架。知行之辩最早的记述可追溯至《尚书》记载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也可以理解为贯通知与行的一系列德性修养主张。宋代以后，先哲们对知行关系的探讨更加深入，程颐提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朱熹主张“论先后，知为先实事求是与传统文化，论轻重，行为重”；宋元之际儒学家金履祥首次提出“知行合一”命题，“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明代大儒王阳明主张“知行统一”的辩证观，“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船山主张“行可兼知”的实践论，“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这些宝贵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德性论、认识论和辩证观，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资源。正是抓住了这种突出的文化特质，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创造性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一阐释，不仅采取中国式的语言，而且利用中国思想的内在形式，把“知行合一”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命题提升到了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相统一的高度。

今天，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结晶，尤其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理当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制，必须长期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