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读懂作者在“说什么”，还不够？

作为一般读者，普通文学爱好者，爱怎么读就怎么读，这是他的自由，关卿底事？不容他人置喙。

但作为学者，专业研究者，当我们在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创作的本身进行研究，而非对其作品的大众接受进行研究时，通常都采取“作者定位”。

故本文所讨论的“文本解读”，是“作者定位的文本解读”。

然而，光读懂作者在“说什么”还不够。还要探讨作者“怎样说”，审视其写作技术，这就是“艺术分析”。

然而，光读懂作者在“说什么”，弄明白作者“怎样说”，也还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最终，我们还必须对该作品作出评价：它“说得怎样”？“说”得好还是不好？好到什么程度，不好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审美判断”。

只有这三方面的要求都达成了，我们对一篇具体文学作品的阅读与研究才算是走完了各道基本工序，可以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三个要素中，“文本解读”是最基本的。

如果连作者在“说什么”都不清楚，那么作者“怎样说”，作品“说得怎样”，统统免谈。偏离或背离了较准确的“文本解读”，“艺术分析”和“审美判断”即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中华文字杂谈，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类似于九方皋相马，赏识于骊黄牝牡之外中华文字杂谈，虽细节辨认有误而终极判断正确的情况也是有的。但那毕竟是少数和特例，不能执此以否定“文本解读”的准确度决定“艺术分析”与“审美判断”的正确率，这样一个常理与共识。

在古典文学的各类文体中，“诗词”是为人们所公认的最难读懂，从而误解率也最高的一类文体。

一般读者不必说了，一般学者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资深的专家，乃至于大师级的学者，对具体诗词作品的文本阅读，误解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囿于篇幅，本文无法作全方位的审视，只能就其中一个较重要的问题——因“散文阅读惯性”而导致的诗词文本误读，略事探讨。

中国古代所谓“散文”，是文体的一个泛称。它主要区别于骈文、诗歌，不须押韵，不必骈偶，不拘声律，不限字数，弹性较大，书写相对自由。

而“诗词”比起“散文”来，则规矩要多很多，有些甚至是刚性的，书写起来梏手桎足，不那么自由。

具体来说，诗、词均须押韵，即便是自由度较大的古体诗；

近体诗与词还讲究声律；

近体诗中的律诗包括排律，还有对仗的要求；

近体诗中的绝句、律诗，以及词，还有字数、句度的规定。

这种种文体上的差异，形式反制（制约）内容，决定了诗词与散文在语言结构、书写策略等许多技术层面上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大不相同的。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将诗词当作散文来读，按散文的阅读习惯来解说诗词文本，就很容易陷入误区，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

一般来说，散文的语言表达，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风格虽然也会有文野雅俗之分，但结构大体是一致的。如作语法分析，则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都有一定的顺序，都在它们该在的位置上，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因此，散文语言表达的特点，可用一个字来概括，曰“顺”。

而诗词由于受到格律（押韵、声律、对仗、句度等）的约束，有时虽无关格律，但为了追求某些特殊的审美效果，其语言表达往往会打破生活语言的常规，表现出种种不同于散文语言表达的语法变态。最常见的莫过于语词顺序的错位，即语词的不规则排列，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未必都在它们所该在的位置上。

诗词中这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果也用一个字来概括，曰“拗”。

在一般阅读中，比较起来，散文阅读更近于大众阅读，诗词阅读则属于小众阅读；散文阅读总是生活的常态，诗词阅读则非生活的常态。

“习”以为常，遂成其“惯”。沿着散文阅读的惯性来读诗词，就好比日常在平坦的大路上走惯了，一旦外出旅游，攀登陡峭的山崖，纵然小心翼翼，也难免会跌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