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后的儒学，还能称之为正统儒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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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学后。他的门徒就一直在，大力地弘扬和推广儒学，最终形成了一个学派——儒家。话说，经过孔子的徒弟和徒孙们的发展，历朝历代的儒学，其实已经和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已经有了较大的出入。那么试问一句，孔子之后的儒学，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呢？孔子之后的儒学，还能称之为正统儒学吗?

换言之，孔子之后的儒家，在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思想后。还能称之为是正统儒家嘛？今天，我们就来说道说道，这个事情。当然了，首先，笔者要亮明一个观点。即对待上述问题，在笔者看来，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回答才好。只要有了这个大前提，其实事情也就好办了。下面，笔者就一一展开来说。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其思想核心是“仁、义、礼”。由“仁、义、礼”，我们可知，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即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德治”或“礼治”。此外，孔子也主张“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等等。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还有一个不被大家，所关注的特点——追求仕途。也是想要当官，以实现抱负。从孔子一生追求做官的种种行为，我们可知，儒学和儒家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要追求仕途，也就是要当官，且是官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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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后，儒学和儒家陷入了分裂。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儒家八派。儒家“八派”之说，最早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即：“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显然，儒家八派证明了，孔子死后，统一之儒学在战国时，明显分化成了八个学派。

毫无疑问，儒家八派对于正统儒学的发展，明显是不利的。毕竟算是一分为八，力量更分散了。最终嘛，便是大家还时不时争吵，互相不服。由此可见，儒家至圣孔子，是有过人之处的。其生前能靠自己的本事和德行，压制住众多弟子。

可是，一旦孔子身死，他那些弟子，便失去了主心骨和压制力。便开始，互相不服了。由此说来，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对于正统儒学的发展来说，未必全是好事。不过呢，在笔者看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孔子死后，儒学一分为八，这种现象。

其实，儒学一分为八，我们可以看做是，孔子的弟子们在进行尝试。尝试什么呢？显然，是尝试改变，看看能不能入仕。既然孔子的儒学无法实现有效的仕途，那么他们的弟子想要改变，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然，这种改变，肯定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对此，笔者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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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孔子死后，一分为八的正统儒学中，要说谁影响力最大，当属孟子所代表的“孟氏之儒”。当然，这也可以看做是，孟子最先开始尝试改变。也就是说，孔子之后，亚圣孟子，算是第一个尝试来发展孔子正统之儒学的人。此外，孟子肯定也期望，像孔子一样，努力入仕，以求得不断地去推广儒学。

最终，在孟子的努力下，孔子的“仁、义、礼”，被发展为了“仁、义、礼、智”。显然，孟子主张实施“仁政”，此外，他还提出了“性善论”、“民贵君轻”、“仁者无敌”等思想。特别是“性善论”，指明了“良知”说，为后世的阳明心学奠定了基础，可谓意义重大。

但是，和孔子一样，孟子的“仁义礼智”、“仁政”等思想，也是没有获得统治者的青睐。最终，在仕途上，孟子算是和孔子一样坎坎坷坷。毕竟，战国之乱世，法家思想利于诸侯提高国力和军力，是主流的社会思想，儒家思想并不占优。

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孟子，对于发展儒学的尝试和努力。虽然，孟子没有真正把儒学发扬光大，并推广到战国时期的各国。却还是将正统儒学理论，向前推进了许多，可谓功劳很大。很明显，孟子的这种努力，为后圣荀子继续发展儒学，至少是提供了许多参考模板。

甚至，我们可以说，亚圣孟子对于结束，儒家八派之争，也是有贡献的。毕竟，孟子在战国初期。成为了儒学，事实上的话事人。他对于重新统一儒学，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孟子时期，他就是儒学、儒家的话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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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之后，后圣荀子终于登场了。他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从此，儒家学派的主流“人性观”一分为二。形成了孟子一派的“性善论”，以及荀子一脉的“性恶论”。此外，荀子也提出了颇为理性的“天命论”。即天道是自然的、客观的，不具有什么情理，有其客观运转规律。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儒学祭酒，都要去遵守这种规律。

显然，荀子的一系列观点，属于是进步思想。诸如，荀子认为：“人不能去挑战天道，而是应当顺应和遵守它。并不断认识，和总结这一过程。继而，对天道加以利用，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思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更为重要的是，荀子的思想，在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还属于是开创性的。和孔子重视“仁”，孟子重视“义”，不同的是。荀子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也就是说，荀子为儒学的发展，在儒家之“礼”上，注入了法家学派的思想——法。

如此一来，儒学便开启了，吸收其他学派思想的先河。一番操作之下，儒家进入了，“儒法并用”时代。受此影响，儒学算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因为这种“儒法并用”之变化，和“孔孟之道”存在明显的不同，故而一出现，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最终，后圣荀子，被许多人称作是“披着羊皮的狼”。即许多人认为，荀子是以儒家思想外衣为掩护，暗地里却是行法家之根本。

事实上，不仅是“儒法并用”之新儒学，和孔孟的旧之正统儒学，有很大不同。荀子的“法后王”思想，那也是和孔孟的“法先王”，有着明显的不同。很明显，在荀子看来，因时制宜地效法，当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是极好的。也就是说，谁拳头够大，够硬，就应该听谁的。

显然，荀子的思想，明显和孔孟的'法古'的政治观，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称尧﹑舜﹑文﹑武，有巨大的不同。对此，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孔子知道了，荀子的‘法后王’之主张，一定会被气到棺材板都会晃动吧。”不过在笔者看来，那倒未必，毕竟孔子生前，还学习老子呢。也算是，学习道家了。想必孔子看到荀子的活学活用，说不定会非常高兴呢！

无论是“儒法并用”也好，还是“法后王”也罢。显然，后圣荀子的理论，夹杂着大量的法家之思想。所以，有非常的多的儒家人认为，荀子就是个法家的推崇者，就是背叛儒学的小人。再加上，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和李斯，都曾师从荀子。一时间，荀子是儒家之叛徒的言论，似乎算是被证实了。可荀子本人，对此，似乎并不以为然！

不过呢，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是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荀子对于发展儒学的尝试和努力。显然，战国末期的荀子，算是把儒学发扬光大了。其“儒法并用”的思想，算是让战国末期的各国看到了，新的儒学是具备“求变和思变”的能力的。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一种巨大的进步。而儒学一旦学会兼容，并蓄了法家之思想。甚至，还兼容学习阴阳家等思想，那么儒学发展壮大的势头就不会停歇了。

而且，只要儒学继续坚持这种，不断学习其他学派思想的路子。那么，孔孟没有实现的政治抱负。终究会被荀子，以及后续的儒家学者所实现。而荀子一度三次当选，“稷下学宫祭酒”。也就是三次当选，中国最早、最古老大学的校长。就算是儒学，不断接近政治核心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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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后圣荀子的“儒法并用”思想，甚至是“儒法阴阳等并用”之思想。对于儒学的发展，是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的。从此以后，很多儒生都看到了。除了坚持学习孔孟之道的，“仁义礼智”之外。儒家又多了另外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那便是儒家还可以学习，法家等学派的思想。并让他派的思想，为儒家所用。

显然，荀子的“儒法并用”思想，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甚至，我们可以说，儒学能够在汉武帝时成为官学；儒家思想成为主流社会思想，都是拜荀子的，“儒法并用”思维所赐。和原始正统儒家，坚持孔孟等所谓的“兴灭继绝”之原则，已经大为不同的，荀子的“儒法并用”之开创性思维。算是给了后续的儒家学者，包括西汉大儒董仲舒等，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所以，哪怕荀子被众多的，儒家学者所非议。那也也改变不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荀子的“儒法并用”思想，愈发使得儒学和儒家超越了，其他所有学派。最终，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儒学成为了官学。这就足够说明，荀子的“儒法并用”之新儒学思维，是非常正确的。

故而，荀子就是事实上的，儒学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事实上，荀子不仅是儒学的集大成者。还是战国末期，儒学的领袖。荀子算是真正结束了，儒学的八派之争。此后的儒学、儒家算是，再次集合在了一起。最终，荀子被后世人称为儒家后圣。算是间接证明了，后世儒家学者，非常认可荀子的所作所为。简言之，后人是认可荀子，对于儒学的巨大贡献。

显然，“儒法并用”是荀子，批判性地接受，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思想和理论。即主张在坚持孔孟之道的前提下，在保持“礼”的情况下，再学习法家思想的“法”。继而，在治世方面，开创性地实现，“法为儒用”的新思想，也就是“礼法并施”新儒学思想。这种新思维，为先秦时期的儒学和儒家，注入了强大的新鲜血液。

显然，荀子对儒家的贡献，是开创性的，是前无古人的存在。但是，一定会，后有来者。毕竟，后人肯定会学习荀子的开创性之举，只因荀子的开创性举动，显然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董仲舒，显然便是学习荀子的儒家学者之一，当然，这是后话，后面再说。

所以说，荀子的出现，为后续儒学和儒家的继续发展，指明了道路，指出了另一条康庄大道。甚至，说得再夸张一点，儒学之所以在汉代成为官学。乃至影响中国历史，长达2000多年。都是拜荀子的开创性，儒学思维所赐！

想来，荀子一定是在，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之前。便发现了，只有“孔孟之道”的儒学，是有明显缺点的，是还不完善的。所以，最终的结局是，孔子和孟子屡次追求仕途，却都是铩羽而归。可荀子的仕途，相对来说，算是在齐国成功了，走得相对比较顺利。但是，显然这种程度，肯定还没达到，儒家治世之宏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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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时期，因为始皇帝，坚持法家思想治国。所以，儒学等其他学派，肯定是被打压的。此后，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正统。不过，因为严苛的法律等因素。最终，出现了“天下苦秦久矣”。然后，秦朝很快便垮台。纵然是秦始皇这样，拥有雄才大略的强人。第一次开辟了，大一统之中国。可在其死后，看似强大无比的秦朝，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化为了过眼云烟。

所以，秦朝时期，已经具备“儒法并用”，开创性思维的，蛰伏的儒家学者们。肯定是清楚的——“秦以后的朝代，想要学习秦朝，仅仅依靠法家思想治理国家，肯定也是行不通的。要想成功，就一定要有“儒法并用”之开创性思维！想来，蛰伏期间的儒家学者们，早就将秦朝的失败之真因，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

他们也一定会记住，哪怕是历经“焚书坑儒”之后。在仅有一部分儒学材料幸存下来的情况下，这一兼习其他学派的思想和思维，也是绝对不能够丢掉的。很明显，秦朝时期，蛰伏的儒家学者们，也肯定受到了荀子的影响。继而，具有了开创性思维，学会“儒法并用”“两条腿走路”。

换言之，秦朝时期，经后圣荀子开创性思维，提醒过的儒家学者们。肯定都在等待一个契机，等待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出现的契机。而这位君主呢，显然是，也必须是，能理解他们：“坚持孔孟之道为儒家核心，同时学习法家等学派思想。即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新儒学形态，去管理和治理一个大一统国家。

不管怎么样，秦朝时，儒学被打压是事实。其实，不仅是儒家，在秦始皇时期，除了法家之外。其他任何学派，基本都是受到打压的。故而，彼时的儒学，也就更谈不上，能够被统治者，所看重和重用了。更就更谈不上入仕，参与管理国家，实现“治世”之宏大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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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西汉初期，在汉高祖刘邦的决策下。朝廷采取了，道家老子无为而治，之休养生息的策略。后续的几位皇帝，也多少如此。等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时，这种政策的优势效果，达到了峰值。之后，汉初出现了小盛世，俗称文景之治。可是汉初的这种，休养生息的政策。虽让西汉出现了，小盛世之象。却也埋下了，巨大的隐忧。只因，休养生息的政策，显然不利于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之历史趋势。

显然，早就受到荀子启发的，拥有“儒法并用”之开创性思维的儒家学者们。应该是看到了，汉初仅采用道家无为而治，之休养生息策略的弊端。换言之，儒家学者们，肯定早就在思索，启动“儒法道并用”了。而等到了拥有雄才大略的，志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武帝刘彻出现的时候。那些，早在秦朝，就等待一个契机的，儒家学者及其后继者们。终于要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了！

显然，汉武帝刘彻，很清楚——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的策略，起初是正确无疑的。可到了自己的时代，这一系列道家之政策，已然已经成为了，阻碍加强中央集权（帝制）的，绊脚石和枷锁。所以，汉武帝也肯定知道，他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制度——一种既可以兼容法家思想的，又可以兼容道家等等思想的，更可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

于是乎，之前一直被道家所压制的，儒家学者们知道。属于自己的时刻，终将要到来了。建元6年，窦太后去世，支持道家，压制儒家势力的最大障碍去除了。已经积蓄力量多时的儒学祭酒，且已经融合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的儒家新势力。终于要迎来，春天了。元光元年，即前134年，汉武帝刘彻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而在这一过程中，历经三朝的，儒家新势力的代表。在儒家学者们，大力支持下的大儒董仲舒，终于算是不负众望，脱颖而出。其实，董仲舒不仅将孔孟的，“仁义礼智”发展为了，“仁义礼智信”。还使得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观体系，也就是中国核心价值观体系——“五常”学说，也正式形成。此外，他还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借鉴荀子的开创性思想，将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继而吸收了，法家和道家等其他学派的理论。

最终，董仲舒创建起一个，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显然，此新儒学思想体系，是一种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系和制度。毫无疑问，这肯定是深得，汉武帝的赞赏。此外，董仲舒还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之宗旨，各不相同，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此外，眼见时机成熟，董仲舒还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之说、“三纲五常”学说、“大一统”学说。以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等等。总体来说，大儒董仲舒的思想，是以儒家宗法思想为核心和中心，杂以法家等学派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说。最终，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帝制神学体系。而这个，不正是汉武帝刘彻所需要的嘛！

最终，董仲舒的大部分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自此，儒学成为了官学，儒家思想也成为了，社会正统思想。最终，儒学成为了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显学。此后，儒家思想对古中国的影响，更是长达两千多年。显然，在西汉汉武帝时，儒家和儒学，终于实现了孔孟的，为统治者服务的愿望。此时儒家的代表——董仲舒，先是当上了江都国的国相。不过，之后因企图用“天”来吓唬，并限制汉武帝的私欲，而被汉武帝罢免。

而在老实了一阵子后，董仲舒当上了，胶西王刘端的国相。不过，因董仲舒惧怕汉武帝。此后，称病辞官了。话说，董仲虽然退了，但是董仲舒培养的一批学生。最终还是上位了，其中不少人，还当上了国相。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时期，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方针下。其他的诸如法家、阴阳家等学派，并未被禁止，而是必须依靠儒学才能发展。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其他的学派，要想发展，必须依存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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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汉武帝时期，以及后续，儒学和儒家，已然是一家独大，且已经实现了“治世”之理想。终于，在孔子去世后，历经了大约350年的努力，儒家和儒学，真正实现了，参与国家管理，实现“治世”之宏大愿望。这一时期，儒学博采众长，吸收了许多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精华内容。因此，可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大方针，是行之有效的，是成功的。

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时，其还遵循儒家思想，还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如此一来，西汉王朝算是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儒家政治之历史传统。此外，在儒家兴学的基础上，汉武帝还创造性地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这一举措，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教育的社会风尚。也因此，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了，社会各方面。最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于西汉时期基本形成。

显然，在汉武帝时，儒家和儒学算是，彻底实现了登堂入室，真正走入了统治阶层。不仅儒学成为了官学，儒家思想彻底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儒家学者们，也彻底实现了入仕，参与国家管理，实现治世的宏大愿望。若是，儒家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后圣荀子泉下有知。看到这里，他们肯定都会欣慰地笑起来吧！

在西汉汉武帝时，在强大的儒学的影响下。法家逐渐隐没，近乎消失。不过，法家思想核心的结晶——法律，却为儒家所吸收。最终，成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础法律工具。继而，充当着“政治事功”的角色。而强大的，兼容并蓄的儒家思想，则扮演着国家的“伦理劝导”之角色。最终，一种以“外儒内法”思想为导向的，新的国家管理模式形成。此后，这一模式，一直持续了近2000多年，对封建中国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力。

同样，还是在西汉汉武帝时，在强大的儒学的影响下，汉初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道家，被儒学和儒家所取代了。也因此，当时儒道两家学派，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角色互换的趋势。那便是儒家代替道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而道家落败，则往下层社会发展，反而成为了民间道教。

也就是说，儒教实现了逆转，逆转了法家和道家 。此后，这一趋势，也是一直持续了近2000多年。也就是说，自汉武帝起，儒学基本都充当着，社会主导思想体系的角色。而法家和道家，甚至包括后来的，佛教之释家，基本都是扮演着，辅助儒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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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儒家和儒学的发展史，笔者想说：“要想真正理解儒学和儒家，就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儒学和儒家的发展。”儒学和儒家从开始的，不被统治者所接受，到汉武帝时全面上位。就能够很好地说明，儒学和儒家，是一边坚守自己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思想，一边学习其他学派的思想和优点。

因此，儒学和儒家，算是一直在发展，一直在改进和提高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儒学和儒家学者，是有发展的眼光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儒学能够成为官学，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主流社会思想。儒家能成为超越其他，所有学派的根本所在。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儒学和儒家，拥有开创性思维，能够不断地学习其他学派！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算是事实上的，儒学和儒家“事业”之巅峰期了！此后，无论是魏晋时期，儒家利用“玄学”来解释儒学。还是宋明时期，儒学发展出“程朱理学”。又或者是明中叶，儒学发展出“阳明心学”等。纵然，这些思想对传统的正统儒学，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超越。这些所谓的超越，其实都是微乎其微的。

很显然，这些所谓的新儒学、儒家思想，都是难以说成，是真正超越了，大儒董仲舒时期的儒学和儒家了。也就是说，在大儒董仲舒，开启儒学和儒家的巅峰期之后。儒学和儒家虽成为了，事实上的，封建社会的主流学派，也确确实实都在缓慢发展。但是，儒学和儒家，一直都是在挫折，和曲折中不断探索和发展。并不断地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冲击和挑战。

而且，为了迎接新的挑战，儒学和儒家一直都在遵守，“不断学习他派”的传统秉性。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儒家和儒学，在不断地学习佛教和道教等，不断地调整自身，以满足自身要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求。

故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学和儒家，在不断地学习法家、道家、阴阳家、佛教之释家等流派之后。虽然，依然保留着，原本的初心——坚持“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却也为，不断地学习，其他学派或流派，已经早已不再是，起初的那个“孔孟之道”之正统儒学了！当然，以上笔者的观点，仅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