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中国人为什么不信宗教是指宗教？

学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宗教很早传到中国来了，但中国人居然无动于衷。

西汉末年，佛教就传过来了，在隋唐的时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传过来了。也就是说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已经传播了上千年，但是中国并没有变成一个宗教国家。我说的中国人为什么不信宗教是指宗教没有成为上层建筑，没有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有人信宗教，但那是民间的自发行为。但宗教在别的地方影响力却大得多，比如说中东地区，波斯人以前信仰的是摩尼教、拜火教为什么有人说儒学是宗教，后来伊斯兰教传过去之后他们就改信了伊斯兰教。塞尔柱突厥人以前信萨满教，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演变成土耳其；我们新疆维族人原来不信伊斯兰教的，原来也是信仰各种各样的宗教，萨满教、摩尼教、佛教等等，但是最后被伊斯兰教统一了。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宗教对民族意识形态的重新洗牌，即宗教传进来之后马上以摧枯拉朽的姿势就把当地人给征服了，但是为什么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花了上千年的时间却没有能把中国人给征服了呢？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一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初始基因中不适合宗教信仰传播的部分；二是宗教在中国传播的时机不对；三是儒家文化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内生性文明，与古代本土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天然契合，外来文化很难插足。

我们的初始基因里就包含着，天然的不适应宗教传播的那种文化土壤。这种不适应的东西叫什么呢？叫作理性，这个理性不是古希腊那种建立在概念和思辨基础上的理性，而是另一种理性，一种建立在生活经验基础上的理性，李泽厚称之为“实用理性”，金观涛称之为“常识理性”，什么叫常识理性？就是把感情方面的常识认为天然合理，把人人都具有的自然感情当做合理性的终极来源。

在宗教的世界，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来源于神的启示，来自于神的经典，《古兰经》《圣经》是人行为正当性的来源。在中国人的精神结构里，我们早就有正当性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人的自然感情和生活经验。

中国人在外国人看起来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比如说，古代中国规定，父母去世之后儿女要守孝三年，为什么要守孝三年呢？为什么不是一年、两年或者四年五年呢？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宰我问了他这个问题，如果守孝三年的话岂不是那三年什么事都做不了，岂不是要荒废礼和乐了？宰我的意思是，不用守那么长时间，一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行了，这样的话，我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礼和乐，礼和乐不是老师您一直提倡的吗？孔子回答，为什么我提倡守三年呢？是因为，当你降生之前母亲十月怀胎，那个时候你完全要靠母亲照顾，当你降生之后，有差不多两年左右的时间片刻也离不开父母，父母在你身边一直在呵护你、陪伴你，加上十月怀胎，有三年左右的时间父母一直时时刻刻陪伴你呵护着你，所以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你也应该陪在去世的父母身边三年。这就是为什么要守孝三年。

孔子讲要守孝三年，没有说这是神的意思或者这是天的意思，也不是哪一本经典告诉我们的，而是人之常情，他诉之于人的生活经验和感情常识，所以，守孝三年具有合理性。大家不要小看论语当中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包含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当中很重要的、很核心的、很实用的一个元素——常识理性。

世界各民族都提倡道德，但什么是道德？按照康德的说法，道德，是指“向善的意志”，这没毛病，而问题是“什么是善”，各民族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古希腊人认为，智慧就是善，人们之所以作恶，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分辨善恶的智慧。基督教则认为，被上帝救赎才是善，所以，人活着就要赎罪，才有机会得救。佛教则认为，去除人的欲望，六根清净，才是善。我们中国人认为，道德上的自我圆满才是善，这又转回来了。

其实，对中国人来说，“道德”“善”都是指向同一件事情，即我们行为正当性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在儒家的心灵世界中，正当性来自人的自然感情和人性。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食、色，性也。儒家是天然的承认这些情感的合理性。我这里说的儒家是先秦的儒家，是源头上的儒家，后来宋明理学所代表的儒家要保守得多。

情感的合理性的承认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超越法律。

《论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做叶公的人对孔子说为什么有人说儒学是宗教，我们的家乡有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正直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父亲偷了羊，作为儿子的他去检举了自己的父亲。你看，这个人多么正派，大义灭亲。孔子怎么回答的呢？孔子回答，我的家乡也有正直的人，只不过和你的家乡不一样。我们家乡的正直是这样的，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为直也”，这才是正直。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亲亲相隐在孔子看来是正当的呢？这里面有情感的逻辑，有情感的常识。作为一个人来说，他最亲近的人最重要的人，不就是父母吗？当自己的父母犯了罪的时候，也就是最亲近的人犯了罪的时候，大义灭亲是特别的痛苦，这是人性，既然这么挣扎、这么痛苦，那就不要去做。按人的天性来说，人不想把自己的父母送到监狱里面去的。所以，正直应该建立在不扭曲人性的基础上，并且这不是部分人的人性，而是普遍的人性。那么，亲亲相隐就具有正当性，就是道德的。法律应该适应普遍的人性，如果你不适应普遍的人性，那你的法律就是恶法。这是儒家对善恶的理解。

后来，唐朝在法律里面明文规定，检举父母和祖父母不但无功反而死罪。“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为什么这么规定？因为你“忘情弃礼”，违背了感情常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道德规范。《唐律疏议》的完整解释是这样的：“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违失，理须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

当然，儒家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孔子创立以后，经历了董仲舒和朱熹的改造，开始加入了超越性的元素，但儒家整个的精神气质仍然是世俗的，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常识理性。众所周知，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本质上就是不信神。对孔子而言，道德的终极来源一定是人们感受得到的东西，他对道德的表述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谈生活，论人性，绝不诉诸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客体。

宗教里面的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可能代替父母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最重要得呢？对儒家来说，神并没有实实在在的给与人恩惠，却要求所有人膜拜它，这是反常识、反人性的。它是否存在，都是一个问题，“子不语怪乱力神”，很能说明孔子的无神论倾向。儒家的爱恨情仇都来自清晰可见的现实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不朝向天上，而是朝向世俗世界的成王败寇，现实得不得了！具有这样精神气质的民族，怎么可能匍匐在神面前呢？

当儒家思想这样一种具有无神论气质的学说，从西汉开始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那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尚未诞生），并且长时间的加以强化之后，积累起了深厚的传统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从时间上来看，儒家学说产生了八百多年后，佛教才传入中国；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更晚，滞后了近一千四百年。这样一来，在中国人的思想盛宴中，每一个位置几乎都被中国传统思想所占据，宗教很难挤进来。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国人的带宽不够用了。

从功效来看，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需要一套驯服人身上兽性的思想工具。所有的思想工具，无论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都有一个共性，叫人克制。克制欲望，是驯服人身上兽性的主要方式。宗教确立了各种清规戒律，儒家则确立了伦常秩序和礼仪规范，他们的目的不同，但客观上的作用相似，都通过抑制人的欲望，让人变得文明。这一过程，文明世界有一个词来表达，教化。

由于在宗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儒家思想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化工具，已经把中国变成了礼仪之邦，如果再把宗教引进来，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话，就与儒家思想产生了功效上的重叠，一来也没必要，二来与无神论的儒家思想严重冲突。只有当儒家思想解决不了时代的难题时，才会有对儒家思想的反省和对宗教的借助。

比如，魏晋玄学的出现就是基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情形，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家思想第一次进行反省和批判，其方式是把道教跟儒学进行整合，出现了魏晋玄学。后来，五代十国的割据加上北宋灭亡，中国人被迫第二次衣冠南渡，于是第二次开始反省儒家思想，这次反省的方式是把佛教融合到了儒学当中，出现了程朱理学，完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大整合。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熹是明、清两代人的灵魂工程师，思想界的超级大牛！

即便在这些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当中，儒家思想依然是主轴，宗教也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儒家思想的世俗特色有所削弱，但没有从根本上被消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世俗情怀仍然在每一个士大夫心中荡气回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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