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题材和疫病书写的历史脉络

作家对于医疗题材的选择、医生形象的塑造与疫病生态的书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医疗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脉络，记录了社会政治、生命伦理与文化场域之间的互文关系。白衣天使治疗的是人们肉身的疾病，而灵魂的工程师拯救的则是人们的心灵。对于医护工作者而言，挽救病患的生命是第一要义；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创作反映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则是责无旁贷的使命。

长久以来，医疗与疾病作为承担着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特殊题材时常进入文学视野，对构建和形成某些重要的文学主题、美学风格及社会隐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世界文学的宏阔视域中，有着“弃医从文”经历或兼具“医生”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写作者其实并不鲜见。从英国浪漫派诗人约翰·济慈、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小说剧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等，到俄国作家契诃夫、苏联作家米·布尔加科夫等，再到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日本当代畅销小说家渡边淳一等，无不有着医学背景。正因如此，医疗题材和疫病书写成为前述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此外，在卡夫卡的《乡村医生》（1918年）、卡雷尔·恰佩克的《白瘟疫》（1937年）、阿尔贝·加缪的《鼠疫》（1947年）、让·吉奥诺《屋顶上的轻骑兵》（1951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年）、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196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理查德·普莱斯顿的《高危地带》（1995年）、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1998年）、丹·布朗的《地狱》（2013年）等作品中，我们也能够在没有医学背景的西方作家笔下读到疫病与身体及社会历史和伦理认知之间的密切关系。

进入20世纪，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和社会现实，以及内忧外患的复杂国情，使得知识群体尤其是具有人文情怀和民族责任感的作家，或选择放弃从医转而从事文学写作，或借助文学想象的翅膀将医疗与疾病叙事诉诸笔端。回顾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从现代文学名家鲁迅、郭沫若、赖和（中国台湾）、郁达夫、陶晶孙、冰心等，到毕淑敏、池莉、余华、侯文咏（中国台湾）、冯唐、安东宁夫等当代作家，其文学写作都与个人的从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作家对于医疗题材的选择、医生形象的塑造与疫病生态的书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医疗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脉络，一方面渗透着写作者对于现代生命伦理的认知与理解，另一方面也暗含着知识分子精神内核中感时忧国的思想情怀，带有拯救国家民族的隐喻特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承续和变化反映了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疾病医疗史，记录了社会政治、生命伦理与文化场域之间的互文关系。

“疾病医疗书写”的政治隐喻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东亚病夫”成为西方列强对于清末民初时期中华民族的蔑称，既讽刺中国人形容枯槁、身体羸弱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中医作品，也暗喻中国人思想陈腐、故步自封。“东亚病夫”最早见于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办报纸《字林西报》中英国人所作的一篇英文文章，梁启超将其翻译为“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随后不久，梁启超在表现“维新救国”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中,将留欧多年回国救国的人物命名为“李去病”，取其“去中国积弱之病”的意义, 将其回国考察、探讨救国方法的过程比作“对病论药 独契微言”,取其为当时的中国“把脉问诊”“看病开药”之义。由于清末民初的特殊国情，19世纪末期的晚清小说以及20世纪初期的新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医生”形象，不仅医治国民身体上的疾病，更要拯救积贫积弱的国家政治，既要“医人”更要“医国”的“政治医生”形象成为了相对稳定的一种叙述模式。在鲁迅的《藤野先生》《药》《狂人日记》、沈从文的《若墨医生》等“五四”新文学发生期的短篇作品中，这种救亡与启蒙诉求下的“病”“医”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批判性体现。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这种在“五四”时期沉淀下来的写作原型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特殊语境之下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夏衍的话剧《法西斯细菌》（1942年）、陈白尘的话剧《岁寒图》（1944年）、巴金的小说《第四病室》（1946年）等文学作品中，许多治病救人的医护工作者选择放弃医生身份立志投身革命，完成从“医生”到“革命者”的转变。抗日战争全面取得胜利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医生”形象似乎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疾病医疗书写”重新成为十七年文学中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建构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季康和公浦导演的故事片《摩雅傣》（1960年）剧本中，傣族医生依莱汗为扎娜用现代医疗方法接生了一对双胞胎；在玛拉沁夫的小说《在暴风雪中》（1954年），护士索丽娅冒着风雪让出乘骑，让医生赶去救助牧民难产的妻子，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使得母子平安；在徐怀中的短篇小说《卖酒女》（1958年）中，皆东医疗队助产医生赵启明救助了一个患有疟疾的卖酒女刀含梦，女子康复后成为村寨卫生所的接生员，不顾暴涨的河水为一位景颇女接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婴。作家偏好书写现代医疗手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新生命诞生的情节，显然具有象征国家民族度过困境、迎接新生的政治隐喻意义。

正如学者逄增玉所言：“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医院意象, 其实往往是社会的象征和凝缩, 因此对医院的‘证伪’式的描写和批判的背后, 是作家对社会的认知和思想情绪的流露。”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逐步完善，文学作品中的医生形象也慢慢褪去了政治隐喻的外衣，逐渐重新复归到治病救人的医学与文化意义范畴。然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纷纷声援中国抗击疫情的举措。但《华尔街日报》却在2020年2月3日发表了一篇由美国保守派外交学者沃尔特·罗素·米德撰写的题为《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它的金融市场可能比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Its may be even more than its ）的评论文章，重新提出“东亚病夫”这一歧视性词汇，借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唱衰”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发展前景，这充分证明重新探讨启蒙与救亡诉求下“病”“医”关系，以及文学中疾病与医疗的政治隐喻性在当下仍然具有时代价值。

疾病叙事与生命伦理

由于民国时期医疗卫生条件不甚发达，从医人员的医学知识和观念水平有限，广大民众的卫生意识不健全，国民政府的医疗投入和赈灾能力相对薄弱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结核病、麻风病、天花、虎烈拉（霍乱）、鼠疫、疟疾、伤寒等疫病在全国范围内频发，给国民带来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现代作家对于疫情发生后的社会生态与民间疾苦也有着深切关注，沈从文的中篇小说《泥涂》描写了长江流域某贫民窟连日阴雨、天花病毒泛滥、横尸遍野的惨状；方光焘的小说《疟疾》书写了农村妇女罹患疟疾，不请医生救治，听信迷信回娘家“避病”的情节；鲁彦的小说《岔路》讲述了袁家村和吴家村连年暴发鼠疫，两村为请“关二爷”神像到村中驱疫而发生械斗的故事，涉及到相关内容的各题材文学作品不胜枚举。

经历长期摸索和全力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医疗体系逐步确立。随着全国范围内医疗水平的提高、普通民众卫生意识的提升，瘟疫似乎已经成为距离我们现实生活越来越遥远的历史记忆，但当代文学依然对这一议题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感知力。在池莉的中篇小说《霍乱之乱》（1997年）中，主人公“我”与秦静是在防疫站从事流行病防治的医护人员，与流行病专家闻达医生一同参与紧急行动小组，通过及时的化验、隔离和消杀，成功将霍乱疫情控制在原发地武汉郊区的“臭塘乙村”，避免流行病在全国爆发。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2009年）关注的是晚清时期的“1910年鼠疫事件”，此次烈性传染病由满洲里首发，随后迅速蔓延至哈尔滨傅家甸地区。作者在梳理20世纪初期哈尔滨地区的社会流民历史基础上，塑造出王春申、陈雪卿、于晴秀等血肉丰满的百姓形象，反映了瘟疫暴发时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同时，通过书写赴哈尔滨组织防疫工作的总医官伍连德的一系列举措，呈现出晚清政府在鼠疫防控方面的开明态度和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除却瘟疫以外，关于各种疑难疾病的书写也构成了当代医疗题材文学写作的重要内容，此类作品的代表作家是毕淑敏。《血玲珑》（2001年）中的渐进性贫血症患者夏早早、《拯救乳房》（2003年）中身份各异的乳腺癌患者、《女心理师》（2007年）中贺顿的心理诊所接收的心理病人、《红处方》（2008年）中戒毒医院中形形色色的吸毒病人、《预约死亡》（2009年）中医院内因患各类疾病而濒死的人们等，都是作家塑造的典型“病患”形象。此外，格非的短篇小说《傻瓜的诗篇》（1990年）中的精神病医生和女病人的错位与倒置，池莉的《霍乱之乱》中感染霍乱的村民肖志平等病人形象的塑造与患病、治病过程的书写，都在以文学的方式记录着现代中国的疑难病治疗历史，以及人类对生命伦理的认知历史。

2003年，全球性传染病“非典”在中国广东暴发并逐渐扩散。除却大量反映“非典”的诗歌作品以外，杨黎光的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2003年）深入广东地区抗击“非典”的医疗前线，对于医务工作者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和人民众志成城的抗疫决心予以全景式再现。“非典”疫情过后，毕淑敏在2012年完成了长篇小说《花冠病毒》，讲述嗜血病毒“花冠”袭击燕市以后，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在抗疫前线深入了解民众在恐慌和焦虑状态下的心理困境，更为深入地聚焦疫病蔓延之时医护工作者和普通民众的心理状态。同样，从何建明的《非典十年祭 北京保卫战》（2013年）、冯积岐的长篇小说《非常时期》（2013年）、王宏甲的纪实文学《非典启示录》（2014年）等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瘟疫带给人类的创痛记忆，也能看出作家们用文字抚平创伤的力量，以及文字背后深沉的历史感。

现代医疗体系的确立与医生形象演变

新中国成立之前，现代医疗体系的建制与普及不完善，“巫医不分”是乡土中国民间医疗系统的主要内部生态。在鲁迅的散文《父亲的病》中，我们可以读到20世纪初期的绍兴几乎没有西医，为父亲医治心肺疾病的“名医”是带有“巫医”色彩的所谓中医，没有得到合理的治疗直接导致了鲁迅父亲的死亡。他在小说《明天》中也塑造了一个名不副实的民间“名医”形象何小仙儿，在单四嫂子家中给孩子问诊时“伸开两个指头按脉”，做出“中焦塞着”“火克金”这样含混的诊断，并由助手开出写着“保婴活命丸”的民间药方，草草敷衍了事。相似的书写也在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中出现，这与“五四”时期强调民主和科学，推崇废除中医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在延安时期，乡村医疗改造的历史环境下，出现了许多反映或涉及推进乡村医疗卫生现代化进程的文学作品，如葛洛的《卫生组长》、欧阳山的《高干大》、丁玲的《在医院中》等，呈现西医及医学伦理对于文学启蒙和开拓现代性话语空间的意义。

抗战时期率领医疗队到前线进行战地救治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医疗贡献，成为中外作家集中塑造的优秀医生形象。1939年，白求恩大夫因在河北战地的外科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病逝，1946年，作家周而复根据自己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4年间的采访和见闻，结合白求恩的日记、书信等历史材料，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白求恩大夫》。随后不久，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和塞德奈·戈登在周而复作品的基础上，通过宋庆龄、白求恩随行翻译董越千及医疗界同仁的帮助，合著了传记作品《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全面讲述了白求恩医生远离家乡来到中国创办卫校、编写医疗教材、推行现代战地医学、抢救无数伤员的故事，生动书写了这位民主革命战士为国际主义事业牺牲生命的动人事迹。高梁的报告文学《柯棣华》（1979年）则翔实地记录了有“第二个白求恩”之称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柯棣华为中国解放事业献身的生命历程。

进入中国当代文坛的时空场域中，“五四”时期中医题材文学作品的写作模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苏叔阳的剧本《丹心谱》（1978年）讲述老中医方凌轩冲破“四人帮”阻挠，成功研制冠心病新药的感人故事。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能够读到各色各异的中医形象，如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钓鱼的医生》（1982年）中的王淡人、莫言的中篇小说《红蝗》（1987年）中的四老爷、蒋韵的短篇小说《长长的日子》（1987年）中的老中医一家、刘恒的中篇小说《白涡》（1988年）中的北京某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周兆路、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1991年）的老中医、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1993年）中的冷先生、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2020年）中的尚先生等“中医”形象，其中不乏拥有精湛医术的良医。此外，王小平的长篇小说《刮痧》（2001年）和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2008年），以非药物中医疗法“刮痧”“推拿”等作为核心意象，从侧面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经验中的思想精华。

部分当代作品着力描写了“赤脚医生”这一特殊群体。“文革”后期集中涌现出杨啸的小说《红雨》、上海电影制片厂集体创作的电影剧本《春苗》等描写或歌颂赤脚医生的系列作品，记录了这一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农村医疗事业的奉献者。新世纪以来，部分当代作家仍在持续关注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背景。在范小青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2007年）中，后窑村的赤脚医生万人寿因“文革”时被批斗、殴打至瘫痪，无法继续行医，没有从医经验的儿子万泉和勉强接替父亲做起了村里的医生。而在残雪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2019年）中，作者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又一次重新“打捞”出这一在文学史上销声匿迹多年的医生形象，讲述了云村的赤脚医生亿嫂、米益、灰句等人的行医经历和成长过程。还有少数作家关注到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的医生形象转变，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静静的产院》（1962年）塑造了青年产科医生荷妹和学习新式接生办法、促进产院改革的旧式妇女谭婶婶；莫言的长篇小说《蛙》（2009年）则书写了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背景下的医疗工作者和普通民众，故事女主人公“姑姑”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后转学西医，在胶东一带八路军部队中担任军医。“姑姑”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为在农村推行现代接生技术的乡村医生，经由她接生的新生儿遍布高密东北乡，但随着计划生育国策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推行，“姑姑”一面行医接生，一面带领自己的学徒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丧生在她手下的婴儿也遍布整个村庄。小说呈现了在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博弈之间“神圣性”与“人性”的艰难抉择，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新中国医疗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与波折。

随着现代医疗体系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生动而丰满的西医形象出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如池莉《霍乱之乱》中的流行病医生闻达，中国台湾作家侯文咏的长篇小说《白色巨塔》（1999年）中的内科主任徐大明、外科主任唐国泰、医学院院长徐凯元、麻醉医师关欣等，尤凤伟的长篇小说《生命通道》（2005年）中的日本军医高田、“汉奸军医”苏原，荆永鸣的中篇小说《较量》（2005年）中的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钟志林、院长谈生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中医作品，刘明银的医疗反腐题材长篇小说《手术刀》（2008年）中的洪江医院副院长赵云达、护士路巧云，铁凝的短篇小说《内科诊室》（2009年）中的女医生，王晓方的长篇小说《外科医生》（2009年）中的神经外科医生林庆堂，毕淑敏的长篇小说《女心理师》（2007年）中的女性心理医师贺顿、《花冠病毒》（2012年）中的科研教授于增风，朱朱的长篇小说《外科风云》（2017年）中的外科医生庄恕、陆晨曦，笙离《ICU48小时》（2019年）中的急诊科医生白术、海外医生肖砚等等，其中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当下社会医疗体系内部的重重问题。

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1980年）真实地展现了在现实生活的裹挟下，眼科大夫陆文婷等现代医生在面对中年危机、家庭伦理、社会经济波动以及医疗工作内幕等多重问题时的生存状态。苏叔阳的长篇小说《故土》（1984年）以新华医院改革进程为内容，讴歌了医生白天明等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敬业精神，展示出变革时期的社会风貌。彭三源的长篇小说《人到四十》（2011年）与之有着相似的内容和立意。对医患关系的书写，也是当代医疗题材小说的重要内容。晋橹的长篇小说《医闹》（2010年）以作者的从医经历和真实事件为依托，讲述在医院工作的医护工作者面对潜在的“医闹”陷阱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长篇小说《心术》（2010年）中，作家六六更进一步聚焦中国式医患关系，以文学形式塑造在现实矛盾和复杂纠纷中挣扎、碰壁的郑艾平、刘晨曦、霍思邈等外科医生形象。

白衣天使治疗的是人们肉身的疾病，而灵魂的工程师拯救的则是人们的心灵。对于医护工作者而言，挽救病患的生命是第一要义；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创作反映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则是责无旁贷的使命。学者樊星在论及当代中国医界小说的现实困境时，曾发出诘问：“医界小说已由‘悬壶济世’主题转向‘警世’的焦虑呐喊，只是在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以后的年代，这样的呐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唤起社会的仁心？”每个时代都需要呐喊者，鲁迅可以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为唤醒即将“从昏睡入死灭”的人们发出呐喊，甘愿在混沌而昏聩的时代洪流中肩起黑暗的闸门，做“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守夜人。新冠肺炎疫情当前，当代作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社会舆论与新闻资讯的时候，也应该保有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和道德底线，沉下心来、凝神静气，鼓起勇气直面重大社会问题，真实地记录与生命赛跑的医生护士们纯粹而磅礴的人性力量，真诚地书写普通民众抗疫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真正地将文学的救赎效用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