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3155部经书、支娄迦谶

佛经汉译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在译经中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佛教在中国生存发展和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是佛教中国化的“方便法门”。佛教中国化的这一历史经验为当下佛教继续坚持中国化方向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的要求下，佛教界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开展解经讲经活动，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为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

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传入中国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可以说，佛经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它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推动了佛教在中国扎根立足和发展壮大。

佛教传入中国伊始，历时千年之久的佛经翻译也就此拉开了序幕。根据梁启超对我国佛经翻译活动的划分，佛经翻译可以大致分为“外国人主译期”“中外人士共译期”和“中国人主译期”3个阶段。从时间上划分，第一阶段是从东汉至西晋的翻译早期，总共翻译出近570部佛经，这一时期佛经翻译主要由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外来僧侣担任了翻译的任务。中国翻译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翻译活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第二阶段是从东晋至隋朝的翻译中期，一共翻译了3155部经书，这个时期中国僧人开始加入到翻译活动中，杰出的翻译家包括鸠摩罗什，中国僧人有道安、慧远等。第三阶段是唐初至唐中叶的翻译后期，佛经翻译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重视和大力扶持，这为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和佛教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这一时期的译场规模更加庞大，组织更加完备，分工更加细致，通晓梵汉双语的中国高僧挑起了佛经翻译的大梁，尤其是在唐玄奘时达到鼎盛，涌现的翻译大师除了玄奘外，还有实叉难陀、义净、不空等高僧。然而，自玄奘死后，佛经翻译事业日渐衰落，特别是此后的两三百年间，佛教经历了内忧外患，佛经翻译活动也逐渐趋于停滞。

从佛经翻译的历史来看，从东汉至唐宋，佛经翻译由发生、发展、繁荣直至停滞，大约持续了10个世纪。在这期间，佛经翻译在策略上经历了从“异化”到“归化”,之后再到“异化”的转变，在翻译方法上则经历了从直译为主到意译为主直至两者圆满调和的漫长过程。早期佛经翻译，都是由外来僧人宣经口授，华僧笔受并润文。由于外来僧侣对佛经的天然膜拜，惟恐违背原文原意，因此佛经翻译采取了单一的异化手段，保留了语言上的差异。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译文特点是“未成熟的直译”。

综观早期佛经翻译事业，一个困扰着译者的问题就是译文“文”与“质”的选择，即“意译”与“直译”。实际上佛学的超世，在翻译佛教经典中，应该用意译，让经典走向读者，抑或是用直译，让读者走向经典，这不仅仅是翻译的技巧问题，还关系到翻译策略的选择，而翻译策略又直接影响到译本的接受和流传。据《法句经序》记载，公元224年，在支谦和维难之间进行了一场有关译文文体的争论，即“文质之争”。这场争论也可以说是佛经翻译中“归化”与“异化”两种力量之间的最早较量。最终，“质派”暂时取得了胜利。

然而，佛教要扎根和立足于中国，佛经翻译就必须符合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于是归化策略便成为中期乃至后期佛经翻译中的主要翻译策略。对此，近现代佛学家吕澂在论述中国佛学源流时曾指出：“要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而说，由质趋文，乃是必然趋势。”如被称为“译界第一流宗匠”，与真谛、玄奘、义净并称中国四大翻译家的鸠摩罗什法师，在后秦国君姚兴的支持下，他所主持的逍遥园译场热闹非凡。在翻译佛经过程中，鸠摩罗什主张在不违背佛经原文大意的前提下，不必拘泥于原文形式，他在翻译风格上以华丽的用词、流畅的语言而著称，以致为了译文的顺畅，常常对原文进行删削、添词或改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意译方法可以说是为了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从而采取的归化策略。

东晋的道安法师被译界公认为“直译”的代表性人物，曾提出“五失本佛学的超世，三不易”的著名论断，他也曾深深地感叹“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于是在佛经翻译中，与他的大弟子慧远屡屡用当时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以及道教的价值观来阐释佛经。到了唐代，玄奘大师在译经中综合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从这些方法来看，玄奘熟练地将“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结合起来，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而实叉难陀、义净和法藏等人则使归化策略“大行其道”，他们在翻译的《华严经》中有意把三十九品中的第一品改译为《世主妙严品》，神化武则天及其武周统治。

佛经翻译，最终目的则是为佛教扎根于中国、实现中国化创造前提条件。纵观佛经翻译的全过程，佛经汉译中归化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本土思想文化，虽然是佛教初传中国时迫不得已采用的策略，但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正是通过这样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一些中国人开始关注、理解、接受、信仰佛教。同时也使佛教在中国开宗立派，在中国固有的儒道二家之外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当然，佛经翻译中的归化意识实际上是与中国文化逐渐强大的历史背景相吻合的。随着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繁荣，外来文本难以维系昔日的权威形象，地位日趋“边缘化”，译文因而呈现出越来越本土化的倾向，特别是从东晋中国人大量参与到译经中之后，译文归化的倾向更加明显，文风更加迎合三国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如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就是佛经汉译文风转变的开始，他开创了佛经意译新风。这种翻译策略满足了不同层次的中国人信仰佛教的需求，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