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行西方史,古希腊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这两大历史学家,一个写出了《希波战争史》(又名《历史》),另一个写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正是这两部煌煌巨著,奠定了“古希腊文明”的基础。这两部著作是如何传承至今,现行西方史写得清楚明白,但是,有关这两部巨著的最核心最关键最要命的两个问题却无人关注。

一个是时间问题。这两部著作中,从未谈及“某年某月某日”,那么,现行的古希腊史中的一个个“公元前X年X月”是怎么得来的?

另一个是文字问题。这两部著作是用什么文字写的?是雅典文,还是斯巴达文?还是马其顿文?或者其他什么文字?

壹 时间

在中国,凡是念过中学的人,都学习过司马迁《史记》的部分文章。众所周知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一开篇便说: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

其中,有时间:赵惠文王十六年;有地点,有人物,样样齐备。接着又说: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

秦国、赵国的史官随时跟随国王,即时记录“某年月日”发生的重要事件。中国的史书,就是依据这些史官的一次次实时记载而写成的。

学习历史,首要的是掌握明确的时间。想知道赵惠文王十六年是哪一年,这一年各诸侯国发生了什么,不难!因为司马迁《史记》中还有:

《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等。

那么,古希腊有历法吗?

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某年某月”的记载吗?没有!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明确的时间。其中的任何一个“故事”,你都不知道发生在哪一年!

至今,我都不明白:希罗多德没说过“希波战争史”发生在哪一年,但是,当今的专家们却能将“希波战争”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不知这些专家是如何做到的?

再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例如:

“特洛耶陷落后六十年…… 彼阿提亚人……定住于现在的彼阿提亚。…… 再过二十年多利亚人和赫丘利的子孙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 。

这样的记时,以至于我国的有的专家也看不过去: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VI 卷一章中谈及西西里岛诸城的建立时都是以叙拉古的建立为标志, 例如说‘吉拉城建于叙拉古后四十五年。’ 但叙拉古城的建立也无其他定年材料, 只说希腊殖民者到西西里岛后第二年就建立了叙拉古城,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找出特洛耶战争和叙拉古城建立的年代, 这种记录在年代学上用处就不大了。”(《古罗马的历法和年代学》,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而中国的二十四史的记时是这样的:

“中国古代各朝皇帝都分别在自己即位时改元, 甚至一个皇帝也改几次纪元。中国历史有几千年连续不断的记录,加以有周期较长的干支纪年法, 改多少次纪元也能推算出准确年代。即算出距今的距离。”(《古罗马的历法和年代学》,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纪年,有两种方法并用,一个是皇帝的年号,比如贞观三年,洪武八年;一个是干支记年,比如甲子、癸卯。在《资治通鉴》中,便是如此。即便是在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多个政权(年号)并存,时间线条也十分清晰。

古希腊有类似的方法吗?没有。

没有时间基准希腊神话传说译者,古希腊人又如何能搞清楚时间?专家们又如何弄清希罗多德都不清楚的时间的?

有历法的前提,是拥有天文台。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否则就是反科学、反人类了。

有专家说:

“希腊各邦没有统一的历法。许多城邦都有各自的历法,而且彼此出入很大。在希腊历史上,有些城邦出于某种军事、政治目的,临时修订其历法的情况,也并不鲜见……”

许多城邦都有各自的历法,而且彼此出入很大?据现行西方史,古希腊各城邦有个传统,定期举办奥运会。又据说,奥运会是希腊四大宗教节庆之一:奥林匹亚赛会、内美亚赛会纪念宙斯,皮提亚赛会纪念阿波罗,地峡赛会纪念波塞冬。这就是说,对古希腊人来说,奥运会是神圣的事情。

由此,我不免发愁:假如奥运会开幕日为宙斯的生日,由于希腊各城邦的历法都不一样,“而且彼此出入很大”,各城邦给宙斯过生日的日子难免千差万别,那么,奥运会开幕日是如何统一时间的呢?

如果各城邦真的都有各自的历法,那么,必须是:古希腊各城邦都有自己的天文台。

某些专家对天文历算一无所知,对西方胡诌的荒谬“历史”没有基本的判断力。他们不知道:在古代,搞天文历算,建天文台,其工程量、技术难度、费用支出,比当今的登月工程还要大,只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才能办得起。

且不说建设投入、设备更新,仅维持天文台的日常运行,每天都得花费巨额的钱财。就得养活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中国东汉时的国家天文台里,仅官员就有81人。据《后汉书》: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汉官》曰: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许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请雨、解事各二人,医一人。)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汉官》曰:“灵台待诏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二人候气,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钟律。一人舍人。)”

据《唐六典》,唐代国家天文台的人员编制为1057人,这还不包括在国子监算学的老师和学生人数。

一个天文台要想正常运行,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仅就日常工作而言,一天24小时,都需要有专人分东南西北各方向进行天文观测,有专人分东南西北各方向进行气象观测,有专人确保时间基准精确无误,有专人负责观测数据进行实时记录,有专人将观测记录抄录若干份存档,有专人负责仪器设备的制造、维护。更多的科研人员,在进行对海量的观测数据的计算分析,他们除了研究天文运行规律,还要及时做好下一年的历法编制,赶在每年年底前发布。这些人必须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

当然,还必须有数量不小的后勤人员。比如,这么多专门值夜班的人员,至少得有一个专门值夜班的厨师班子吧?总之,天文台人员众多,每天用掉的纸墨笔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尽管如此,历朝历代,一旦朝廷决定编制新历希腊神话传说译者,还必须另行选调大批人士,组成专班来做。例如,唐代著名的僧一行主持完成的著名的《大衍历》,便是如此。据《新唐书》:

“开元九年,《麟德历》署日蚀比不效,诏僧一行作新历,……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诏特进张说与历官陈玄景等次为《历术》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玄宗顾访者则称制旨。明年,说表上之,起十七年颁于有司。”

编制这一新历,耗时长达七年。至于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那可真是海了去了。鉴于此事太著名,百度一下“大衍历”三个字,资料多多,我就不再啰嗦了。

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天文台,必须持续稳定运行300年,才有实际意义。例如,土星运转一周要29.5年,我们至少要观测土星完整地运行三四周即一二百年时间,才能知道其运行规律。又如,木星的运行周期是11.86年一个轮回,木星与十二星次错位一次需要86年,不持续观测300年,如何能发现这一规律?

古希腊的一个个城邦,小的不过几百号人,大的也才几万人。这样的城邦,他们能有建立自己的天文台吗?古希腊的哪一个城邦,能够养得起这么庞大的队伍?

按照现行的“古希腊史”,古希腊的城邦之间天天打仗,没有任何一个城邦能过30年安稳日子。这样的环境下,绝不可能存在过持续稳定运行50年的天文台。

由此可知,古希腊不可能诞生“历法”。

事实上,有关古希腊存在“历法”的“历史” ,是地道的伪史。

按现行“西方史”,欧洲历史上的第一部历法即儒略历,是由希腊天文学家索西戈奈斯于公元前150年前编制并带到埃及的。罗马大军征服了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凯撒大帝进入托勒密王国的首都亚历山大城后,与埃及艳后有了一段艳遇,于是儒略历被引进到了罗马。从此,西方世界有了通行的历法。

然而,科学残酷地告诉我们:在凯撒大帝与埃及艳后发生艳遇的地方,即当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那时候,还是茫茫大海。

现行的“西方史”和构筑“西方史”的时间基准“儒略历”,就是如此不靠谱。

稍加计算,我们就能弄清楚“儒略历”的生辰八字。据俄罗斯学者维克多•V•瑞布里克《世界古代文明史》:

“这种历法在欧洲一直沿用到公元16世纪末期,在俄罗斯则直至1918年。”

这就是说,所谓的俄历,就是儒略历。

我们知道,著名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俄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这就是说,误差累计至13天。

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推算。

儒略历,一年365.25天,每4年闰1天。

今日公历,一年365.天,我们取365.2422计算。

那么,实行儒略历,

1、每年会透支0.0078天:

0. 2422 – 0.25﹦ -0.0078天

2、每128.205年,会透支1天:

1÷0.0078=128.205年

3、透支13天历时:

128.205×13 ﹦ 1666.67年

4、以1917年计算,那么,儒略历的元年大致是:

1917年 -1666.67年﹦ 250年

即中国三国末以后的事情。

可见,所谓的儒略历,即便是以其元年为创制时间,那也应该是在中国三国末的 250年之后的事情,至少比所谓古希腊天文家索西戈奈斯晚出生400多年,比凯撒大帝晚出生300年以上。

事实上,希罗多德和他的“古希腊人”,完全不知天文学为何物。希罗多德说,古希腊的牛人梭伦说过这样的话:

“在这七十年中间,若不把闰月计算在内的话,共有两万五千二百天。若是像季节准时到来那样地每隔一年再加上一个闰月,则在七十年之外,还要有三十五个这样的月份,这样就得再加上一千零五十天。这样在七十年当中的总的天数就是两万六千二百五十天了。”

按照梭伦所说的前半部分,如果七十年共有两万五千二百天,那么,

25200天÷70年﹦360天

平均每年就是360天。考虑到梭伦谈及置闰,加上希罗多德说古希腊每年也是12个月。

按照梭伦所说的后半部分,如果考虑每隔一年再加上一个闰月,七十年共有两万六千二百五十天,那么,

26250天÷70年﹦375天

古希腊的历法,平均每年是375天?古希腊人的一年,比全世界人民多10天?而且,按照梭伦的说法,只有平均每年375天,才能保证“季节准时到来”。看来,古希腊人生活在另一个星球。

我们知道,地中海地区,用一个迥异于世界各地的特殊气候:地中海气候。

以上三个地方,在现行西方史中,均为西方天文、历法的发源地。谁能从以上三个地方找出一年四季、每季分别是哪三个月,谁就可以获得西方授予的“诺贝尔天文学奖”了!机会难得,欲干从速!

莫名其妙的是,希罗多德笔下的古希腊人的“天文历法”,完全脱离了“地中海”,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

在“每年375天”希腊,在沙漠绿洲的埃及,竟然也有一年四季。希罗多德说:

“为什么尼罗河从夏至起便开始上涨并一直上涨一百天……”

“我便来着手解释一下:为什么尼罗河的河水在夏天的时候会上涨。在冬季的时候,……那里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是一样的……”

看来,古希腊的历法,自古便是分一年四季的。

在欧亚大陆,唯有中国的气候才有显著的春夏秋冬,只有中国历法才能够诞生二十四节气。

地中海地区,绝不可能诞生“一年四季”的历法。

如果地中海地区知道这种历法,或者曾经使用过这种历法,那么,它一定是外来的,而且只能来源于中国。

事实上,从希罗多德的话中,也能找出显著的中国特征:

“埃及人在全人类第一个想出了用太阳年来计时的办法,并且把一年的形成时期分成十二部分。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是根据星辰而得到这种知识的。……埃及人把一年分成各有三十天的十二个月,每年之外再加上五天,这样一来,季节的循环就与历法相吻合了。”

根据太阳运行周期,来计年,一年365天,与中国历法一致。

根据月亮运行周期,来计月,一月30天,也与中国历法一致。

这就是所谓的阴阳合历,与中国历法一致。

和中国一样,古希腊的一昼夜,分为12个时辰!希罗多德说:

“不过波洛斯(日钟—译者)、格罗门(日晷—译者)以及一日之分成十二部分,这却是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

原来,一昼夜分为12个时辰,包括天文设备,希腊人是从巴比伦人那里学过来的。

古希腊、古埃及的“一年四季”的历法来自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地方,就是当今的伊拉克一带,其核心地区在今巴格达地区。这里的气候同样是不分春、夏、秋、冬的,如果强行分季节,也就是雨季(有点毛毛雨)、旱季(一滴雨也没有)。

一年分十二个月,每月30天,多余的时间置闰,这是典型的阴阳合历的产物,即:中国夏历的套路。

一昼夜分为12个时辰,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货。

由此可以肯定,只有可能这里的历法来自中国,不可能存在反向的传播。

在希罗多德笔下,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的生产生活、书写规则、历法等等,均与中国人一致。“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这样介绍古埃及的:

这不是中国的纤夫吗:

“人们需要在河的这一部分,就好像人拉牛的样子,给船的每边系上一根绳子,这样溯河行进。”

这不是中国书写规则吗:

“写算的时候,……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的。”

这不是中国的草鞋吗:

“祭司们……他们的凉鞋是纸草做的。”(和中国人态度一样,草就是草,是用来编草鞋的)

这不是中国的蚊帐吗: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网子,他们白天用这个网子打鱼,晚上就把这个网子张在他们睡觉的床的四周,然后爬进去睡觉。”

当然,中国的渔网没有这么密。中国古人认为,如此密的渔网,会遭天谴的。如果古埃及人真的用这玩意捕鱼,用不了几年,尼罗河的鱼子鱼孙都被捞干净了。

如此等等,古埃及的人的东东,与中国古代的太相似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很可能是古代中国移民后裔。

迁徙到气候迥异于中华的地方后,他们为什么依然坚持使用中国历法?这也很好解释:以示不忘本!如此说来,自古以来,就是东学西渐啊。我这些话,只是笑谈,因为如果把希罗多德话当真,那就必须接受“埃及的女人站着撒尿、男人蹲着撒尿”,而中国人从来干这种蠢事。

事实上,西方史中的古希腊时代,即希罗多德时代,当今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大部分还是海面,剩下的陆地部分则大部分或为沼泽,或为盐碱地,一言以蔽之,根本就是不以人居的地方。

贰 文字

古希腊不可能存在通用的语言文字,也就是说,历史上,不存在所谓的“古希腊文”。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先回忆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大家还记得吗:上小学时,大家就学拼音、普通话,学习使用字典;学外语时,先学习音标,接着要买一本外语词典。总之,不认识的字词,要查;不知道是啥意思的字词,也要查。一查读音,二查字义词义。

这一点记忆,很重要!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十里不同音。在中国大地,方言多如牛毛。在大多数省份,如果不使用普通话,人们基本无法使用口语交流。同一个县里,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口音,差别就会很大。但这并不影响全中国人的交流,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与读音没有多大关系。

​ 例如,“吃”字,尽管全国读音大不相同,但是,大家见到这个字,都知道是啥意思。所以,在唐朝的时候,韩愈贬官但任广东的阳山县令,刚上任时,他完全没法与当地人员交流。他手下的那些衙役捕快们,来欢迎他,结果他一句也听不懂。于是,他们就蹲在地上写字,大家都明白了。这就是方块字的精妙之处。

​ 小小的西欧大陆区,有好多种语言。据说,追根溯源,都是地道的日耳曼语。也就是说,什么荷兰语、德语啥的,其实都不过是“方言”。但是,写在纸上,变成荷兰文、德文,二者大不相同,成了两种文字,不接受一定的训练,谁也读不懂对方的文字。这是因为,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准确地说,就是拼音。

下面,我们再来说古希腊。

据现行西方史,古希腊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有的来自埃及,有的来自北欧,有的来自西亚,如此等等。不用说,古希腊语,不仅有N多种方言,而且方言之间天差地别,至少是中国的广东话、湖南话、山东话之间的差别,完全不可能实现日常交流。

无疑,在古希腊世界的数百个城邦之间,人们见面说话,是个大问题。

例如,开奥运会的时候,不仅各城邦的运动员相互间没法用口语相互交流,而且裁判宣讲比赛规则,下达马拉松赛起跑口令,宣布获奖结果时,大家都听不懂!那么,古希腊人的奥运会,是如何举行的?你猜。

又如,各个城邦商量联手对付波斯帝国的侵略军的时候,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听不懂别人在说啥。那么,他们是如何完成讨论,达成协议的?同样,只能由你去猜。

那么,古希腊,有普通话吗?

普通话,是国家编制的语言文字标准,至少包括这两个内容:统一每一个文字的读音,统一每一个文字的字义。它往往以字典(词典)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

我们知道,和当今世界各国一样,当今中国的普通话,必须由中国政府制定标准,并强制推广。换句话说,创立普通话的前提,是拥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府。

因为中国自古就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从来不是问题。《说文解字》的存在证明,最晚在汉朝,中国就拥有了成熟的全国通行的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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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希腊语的普通话,有谁能制定标准并强制推广呢?

​ 古希腊文明区从来不是统一的国家,不仅没有中央政府,而且数百个城邦整天相互杀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当然,也就没有推广普通话的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

​ 据说,雅典文明程度最高。但是,雅典制定的东西,斯巴达及其属国,会认吗?让斯巴达人抛弃自己的方言,去讲雅典方言,这岂不是做梦!反之,亦然。

​ 欧洲文字是拼音文字。如果语音不能统一,文字就无法统一,更别提字义的统一了!

​ 据专家们说,欧洲有好多好多的古希腊文献。那么,请问:

​ 第一,这种文字是谁发明的?如何得到各城邦一致承认的?

​ 第二,这种文字是如何推广的?发明古希腊文字的人或者城邦,持续不断地举办过各城邦公认的语言文字培训班吗?通俗地说:古希腊存在国子监、太学吗?

​ 第三,这种表音文字如何处理方言问题的?或者说,古希腊各城邦为推广这种表音文字,做过内部的语言标准化工作吗?是以哪一个城邦的语音为标准音?

​ 举个例子。在中国的“吃馒头”,如果把它转化为拼音文字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吃,有的地方说chi,有的地方又说ci,还有的说qia、qi、quo,等等。

​ 馒头,有的地方叫“馍”,有的地方叫“粑子”,还有的叫别的什么名儿,分别拼写成 ,mo,bazi,等等。

​ 如果不统一语音,文字就没法固定,更别提字义了。

​ 这些拼音文字,只有统一语音、文字、字义之后,才能编撰出通用的“词典”,通过强制推广普及,才能形成统一的书面语言,写出大家读得出、看得懂的作品。

​ 古希腊有字典吗?如果有的话,请问:

​ 1. 谁编撰的?

​ 2. 如何实现相互敌对的数百个城邦,共同认可的呢?

​ 3. 如何让远隔千山万水的诸如意大利、西班牙、黑海沿岸的各个“城邦”认可并使用的?

有人会问:难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著作,是假的不成?

​ 我的回答是:是不是假的,你最好去问专家;你去请教专家的时候,顺带帮我问问以下十个问题:

​ 1. 假设雅典话是北京话,斯巴达话是山东话,亚历山大城讲的是上海话,叙拉古人说的是广东话,那么,请问:古希腊的普通话,长得什么样?

​ 2.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语言交流,说的是雅典语,还是马其顿语,还是某种如世界语一般的人造语言?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之间的语言交流,说的是雅典语,还是叙拉古语,还是马其顿语,还是亚力山大城的某种希腊语?

​ 3.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阿基米德等人的著作,使用的希腊文字,其读音,是基于雅典语,还是叙拉古语,还是马其顿语,还是亚力山大城的某种希腊语?

​ 4.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阿基米德等人的著作,如果是用基于雅典语的文字,定居于叙拉古、马其顿、亚历山大城等地的希腊人,是如何读懂的?

​ 5. 远隔千山万水的希腊人,例如跑到千里之外开拓殖民地、定居于殖民地的斯巴达人,那些历经一二百年的后裔依然精通雅典语、叙拉古语、马其顿语吗?

​ 6. 亚历山大大帝,使用的是波斯语?马其顿语?雅典语?斯巴达语?还是自创的一种新语言?亚里士多德在给亚历山大大帝写奏折时,用的是波斯文,还是基于马其顿语的文字,还是柏拉图的雅典语的文字?

​ 7. 亚历山大大帝创立帝国之后,是否下达过依据马其顿语为创制普通话的圣旨?

​ 8. 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为若干个希腊化王国之后,各王国的国王们是否根据母语马其顿语,或者是各国本土的语言创制本国的普通话?

​ 9. 专家津津乐道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由“大批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它的官方语言是雅典语?斯巴达语?马其顿语?这个王国有一百多年历史,那么,在与人口占绝对优势、操“东伊朗语”的当地人不断交融的“希腊化”进程中,他们的“希腊语”一成不变吗?如果语言有变化,他们是否根据本国实际,弄出自己的普通话?据专家们宣称:巴克特里亚王国曾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西域地区。他们使用的是与柏拉图一样的语言文字吗?

​ 10. 如果各希腊化王国有自己的普通话,那么,“希腊世界”会存在统一的希腊文吗?

​叁 一个故事

​ 1460年前后,希腊半岛成为土耳其的一部分。一不小心,土耳其统治“希腊文明”近400年。

​ 1830年前后,在英国、法国、沙俄等联手进攻下,“希腊文明”终于回到了西方世界。西方列强经过讨价还价,决定由十七岁的德国巴伐利亚王子奥托做希腊国王,此即奥托一世。这位小王子鉴于希腊的民族成分复杂,语言乱七八糟,国民基本为文盲,举国一片散沙,他委托御用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为他创造文化软实力,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 德罗伊森不负重托,首先创造了一个“古希腊”的文化概念,接着创造“希腊普通话”。 西洋文字都是以字母表音的文字。创造希腊普通话,就是确定一个标准的“希腊语”。德罗伊森建议用大多数雅典人所操的阿尔巴尼亚语作为希腊的通用语。这一方案被奥托否决。德罗伊森发挥其聪明才智,提出以“久已失传的阿提卡方言”,即古代雅典地区的方言作为主体,来创制的希腊的“普通话”。奥托欣然接受这个创意。

​ 德罗伊森们是如何知道古代雅典人怎样说话的呢?西方学者能复兴失传了好几千年的苏美尔语音、古波斯语音等等,复兴一下古雅典语,自然是小菜一碟。总之,这是高深的学问,是高科技,是知识产权,我这里就不必深究了。你如果感兴趣,就天马行空地大胆猜想去吧。

​ 很快,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希腊普通话,并成为希腊法定官方语言,并进入学校教育。 接下来,德罗伊森通过大胆想象,弄出了一个更加高大上的“希腊化”概念。从此,古希腊文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一个地域上无边无际的“显学”。

​ 遗憾的是,对于这天上掉下来的“古希腊语”,希腊人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和我们祖先,没人这样说过话,这玩意与全体希腊人的语言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希腊人民的集体抵制,人民群众拒绝使用这个“希腊普通话”。

1976年,希腊人民彻底抛弃了“古希腊语”,基于正宗的雅典语(阿尔巴尼亚语)的希腊普通话,正式确立为希腊的官方语言。

​ 肆 结论

​ 一无时间,二无文字,古希腊的史书是谁写的?

​ 我的回答是:别问我,我不知道,如果你对这事儿感兴趣,拜托你带着我的这些问题,问专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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